• 丝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在开放自由的唐代达到鼎盛的阶段。精益求精、摆脱窠臼、自由创作的器物大量出现，充分反映出大唐盛世的极度繁荣。这种繁荣在唐代金银器领域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唐代金银器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多的器类，它吸收和借鉴来自萨珊、粟特等地的金银器，并与中国传统器物的器型与装饰图案融为一体，将实用价值与艺术追求，以及科技进步完美结合，形成雍容华贵的大唐风格。

陕西作为大唐国本重地，建国后陆续出土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唐代金银器，其中包括何家村窖藏与法门寺佛宝出土这两次重大发现与收获。

何家村窖藏发现于1970年，共出土金银器1000余件，数量众多，做工精美，材质优良，代表了盛唐时代北方金银器的风格。

能有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出现的展览，都属于重量级的！银壶的造型好似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一个皮囊，呈扁圆状，壶身和圈足采用了锤鍱工艺，然后焊接而成，上为鎏金提梁。壶口有鎏金覆莲状壶盖，盖钮是一个小银环，上面的银链将壶盖和提梁连接起来。

这个银壶的特色在于壶身两面，各有一匹对应的鎏金骏马凸出于器表，此外别无其他纹饰；从马的造型来看，呈前腿直、后腿弓的蹲坐状，嘴中衔着金杯，颈后扬着飘带，这就是史书中唐玄宗著名的祝寿舞马。当时皇帝的生日称为“千秋节”，这一天舞马要表演《倾杯乐》，最后，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

这件鎏金侍女狩猎纹银杯，采用唐代典型的八曲葵口和圜底碗形，指垫上的鹿与指环吸收了粟特银器的特点，内底的摩羯纹体现出印度文化的影响。

狩猎图中的猎人是突厥人的形象，侍女游乐又是盛唐时期的典型题材，体现了大唐文化融贯东西的气度。

鎏金侍女狩猎纹银杯线图

鸳鸯莲瓣纹金碗的腹壁为莲瓣纹，其加工工艺明显受到西方工艺的影响，上面的团花、鸳鸯反映了东方审美情趣，是西方金银工艺与东方审美情趣完美结合的杰作，当是唐代中央官府作坊的制品。

内壁墨书“九两三”，应为称重记录。唐代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金器最主要的使用者是皇室贵族，其他官吏可能会通过赏赐等途径获得。

这件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此碗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碗心刻凤，足底刻龙，龙凤同时出现，而且凤在上龙在下，很可能与武则天称帝的政治背景有关系。

唐代葡萄龙凤纹银碗线图

鎏金鸿雁纹银匜，外壁的对鸟图案与阔叶折枝花相间分布，这种图案组合是当时常用的花纹布局形式。银匜在装饰风格上摆脱了早期繁琐细密的满装风格，纹样写实，并加入了浮雕的技法，体现出进入成熟期的工艺水准。

这件鎏金银鹦鹉纹提梁罐，给人与众不同的观感。虽然只是一个罐子，但却运用了钣金、錾刻、鎏金、焊接、切削等多种工艺，展现了唐代高超精湛的手工业技术。

其丰满雄浑的造型、富丽堂皇的纹饰再现了自信开放、经济发达、国力雄厚、文化昌盛的盛唐气象。

罐内的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说明此罐为存储药物的器具。

这件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是唐代工匠采用波斯萨珊捶揲成型工艺和凸纹装饰手法，又加入了本土风神飞廉纹样制作的精品，反映了唐人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的同时，大胆创新，使器物的造型、纹饰更适合中国人的使用与欣赏习惯，而不是单纯的进行简单模仿。

1987年，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了众多唐皇室瑰宝，其中含金银器121件，里面既有皇室作坊的作品，也有南方进奉之物，等级之高、工艺之精，为晚唐风格的代表之作。

这件鎏金鸳鸯团花纹银盆，四曲葵口将盆壁分作四瓣，每瓣内錾两朵阔叶石榴团花，团花中有一对鼓翼鸳鸯立于仰莲之上。

盆底模冲、捶打出一对鸳鸯和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四周施鱼子纹地，形成浅浮雕效果。

盆底錾刻“浙西”二字，表明其为南方制品。此器集浇铸、模冲、锻打、錾刻、鎏金等工艺于一身，制作精美，纹饰工整细腻，线条流畅，构图丰满，代表了唐代南方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雀鸟纹鎏金银香囊是一种香具，制作最为精巧，唐代高僧慧琳在《一切经音义》里记载：“香囊者，烧香圆器也，而内有机关巧智，虽外纵横圆转，而内常平，能使不倾。”

这“机关”指的就是香囊里面的钵状香盂及两个平衡环，通过层层嵌套相连，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在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下，香盂都能保持平衡，不使香灰倾撒。这种平衡装置与现代的陀螺仪原理相同。

人物画鎏金银香宝子为茶具、是陆羽《茶经》“四之器”中贮存盐花的用具。

腹壁划分为四个壶门，分錾郭巨埋儿、王祥卧冰、仙人对弈、颜回问路等画面。这件香宝子将中国的传统画技与钣金工艺融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唐代“茶供养”的佛教珍品。

飞鸿毬路纹鎏金银笼子，也是地宫出土的成套茶具之一，为盛茶砖的器具，笼底有“桂管臣李杆进”六字錾文。

这是唐代宫廷茶具的首次出土，其成组配套印证了陆羽《茶经》二十四器的真实存在，全面反映了唐宫廷茶道的流程和文化内涵。

陕西除了这两大发现外，近几十年来，还在唐墓、遗址或窖藏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金银器。

刻花带盖金执壶，在唐代极为罕见，196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医疗器械厂建筑遗址，现藏咸阳市博物馆。

该金壶装饰采用的是通体满地装，由盖至底周身分层次布满花朵莲瓣、蔓草、鸳鸯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形成繁复细密而又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

这件鎏金铁芯铜龙也是大名鼎鼎，它在197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草场坡，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古代，龙被视为祥瑞之物，皇帝常自称“真龙天子”，象征着权势、富贵和威严。

以前龙爪多为兽足，到唐朝时改为使用鸟形爪造型。

此龙身躯成“S”形，且周身富于变化，极具动感，体现出唐龙的生动与气势，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1983年陕西省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纹金杯，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摩羯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随着佛教的东渐传入中国。

这件金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与中国双龙戏珠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是印度文化与华夏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影响的体现。

鎏金银盒在1979年于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现藏西安博物院。

该银盒产自南诏国（公元748年—937年），盒面有“都管七个国”、“昆仑王国”、“婆罗门国”、“疏勒国”、“高丽国”、“白拓□国”和“乌蛮国”题榜。这七国原为唐朝藩属，却出现于南昭国所制作的器物上，表现了南昭国图谋夺取唐朝藩属的意图。

鎏金双凤纹银盘，1962年出土于唐大明宫遗址内，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盆的外底錾刻“浙东督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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