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恢宏之郎窑红瓷

郎窑红瓷

也是在康熙朝，郎廷极继臧应选之后，为御窑恢复发展、瓷器推陈出新作出重要的贡献。为说郎廷极，先从郎氏家世说起。

郎氏先世居辽东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即明天启二年(1622)兵攻广宁，明朝生员郎熙载率兵民归降，授备御，后因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我在这里交代一下。后金天命六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军占领明朝辽东重镇沈阳和辽东首府辽阳，并决定后金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称为东京。转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率八旗兵越过辽河，向西进兵，指向广宁。广宁巡抚王化贞狼狈出逃，出城门时，牲口装载的东西，竟然被守城军兵打劫，广宁城守完全空虚。内探报告城空无人，努尔哈赤不敢相信，顿兵城外迟迟不进城。第二天又报城空无人，第三天再报城空无人，努尔哈赤才派小股官兵进城试探，回来报告是一座空城。这时降顺后金的明朝官将和广宁的士绅、生员等，在城外列队一一已剃发，设龙亭, 抬轿，打鼓，吹喇叭，奏唢呐，出城三里，夹道列队，跪迎努尔哈赤进城。在广宁失陷的情势下，郎熙载等才投降后金。

郎熙载在后金崇德元年即明崇祯九年(1636)去世，其长子廷辅承袭世职，次子廷佐隶汉军镶黄旗，后授笔帖式。顺治入关第二年，延佐官国史院侍读，后以军功授江西巡抚,顺治十三年(1656)升江南江西总督，后任福建总督，康耀十五年(1676)病卒。郎熙载同族有郎永清，永清子廷极。

清初，郎氏家族任过江西总督、江南总督、江南江西总督、福建总督、漕运总督等五大总督，江西巡抚、河南巡抚、山东巡抚等三大巡抚，还任过四川布政使、湖南布政使、江西赣府知府等高官。特别是郎廷佐、郎廷极都做过江西巡抚，并办理过陶务，以至于《清史稿》把两个人弄混，把著名的“郎窑”说成是郎廷佐督造的。其实，郎廷佐督陶是在顺治年间，记载不多；郎延极则是在康熙年间，成果丰硕，世称“郎窑”。郎廷佐、郎廷极是同族兄弟。郎氏兄弟督陶，佳话广为传颂。

郎廷佐，字一柱，顺治十二年(1655）授江西巡抚。他虽在任十五个月，却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蠲免钱粮。江西自明末以来屡遭兵祸，水旱频仍，流民失所，积欠赋税多达银“四百万”。郎廷佐上《请舒江南三大困疏》，请求蠲免积欠，获得御准减免。第二是安定社会。时江西饶州地域，社会动荡，乱兵剽掠，民不聊生，苦不堪言。郎廷佐派兵安定境内秩序，景德镇瓷业得以恢复。第三是督造龙缸。这缸体积太大，“径面三尺五寸，墙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五寸”，连续烧造三年，均未成功，只好作罢。廷佐后任江南江西总督、福建总督，康熙十六年(1677)病逝。但是，郎延佐不会想到，他的工作为族弟郎廷极后来开创“郎窑”奠定了基础。

郎廷极，字紫衡，汉军镶黄旗，曾官登莱青道，就是山东登州、莱州、青州的道台，驻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南巡，御书“振鹭高飞”匾赐之。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升任江西巡抚，前后在任八年。郎廷极是位好官，上任两年后，康熙御书赐给郎廷极，包括“布泽西江”匾额，以及对联“政敷匡岫春风满，惠洽鄱湖澍雨多”；又赐郎廷极“貉帽、貉褂、缎袍、马匹等物”。郎廷极署江南江西总督，身居高官，清廉自守，“节礼馈送，一无所受”。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漕运总督郎廷极病逝。康熙帝评价其“实心办事，区处得宜”“尽心抚恤，人皆感悦”。卒后受祭葬，谥“温勤”。

不过，郎廷极的主要贡献还在于监督御窑，留下了“郎窑”的美名。郎窑成就很多，这里只说两点：一是仿古瓷器，二是郎窑红瓷。

仿古瓷器是郎窑的一个亮点。史载郎窑“仿古暗合，与真无二”。清初文人刘廷玑曾经记载了一连串郎窑以假乱真的故事：

予初得描金五爪双龙酒杯一只，欣以为旧。后饶州司马许玠以十杯见贻，与前杯同。讯，知乃郎窑也。

又于董妹倩(董绍孔)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复惠其八。

曹织部子清(曹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郎窑仿古之所以如此逼真，和郎廷极“嗜古”有很大关系。当时有位叫许都谏的文人，写了首《郎窑行》，把郎廷极的好古、师古述说得淋漓尽致：

宣成陶器夸前朝，收藏价比璆琳高。

元精融冶三百载，迩来杰出推郎窑。

郎窑本以中丞名，中丞嗜古衡鉴精。

网罗法物供品藻，三千午内纷纵横。

范金合土陶最古，虞夏周秦谁复数。

约略官钧定汝柴，零落人间搜出土。

中丞嗜古得遗意，政治余闲程艺事。

地水火凤凝四大，敏手居然称国器。

比视宣成欲乱真，乾坤万象归陶甄。

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

上诗最后一句的“雨过天青”当指青瓷，“红琢玉”则是形容郎窑红。

仿古瓷器的烧造，不仅体现了追古尊祖的儒家传统理念，也体现出景德镇御窑的不凡烧造技艺。

清朝景德镇御窑，先后出现康熙时的“臧窑”“郎窑”，雍正时的“年窑”，乾隆时的“唐窑”。“年窑”和“唐窑”将在雍正和乾隆时期再讲，“臧窑”“郎窑”在此做简单介绍。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平定三藩之乱接近尾声，康熙帝派工部郎中臧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瓷器。臧氏督窑时间最长，因有“臧窑”的说法。臧应选督陶，可以看作清朝御窑厂开始运作的一个标志。尔后，郎廷极督，颇有政绩。

郎窑红瓷是景德镇御窑“郎窑”瓷器的特色。这里的“红”是指釉色，即宝石红色。宝石红是人们普遍喜爱、非常珍贵的瓷器。宝石红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发明烧造的，明中期以后工艺失传，直到康熙时才再次烧成。这种红釉颜色就像红宝石一般，温润艳丽，透明度高，“华而不俗”，丽而不娇，最惹人爱。郎窑红釉瓷器的烧造，工艺难，投入大，废品多，成品少。在康熙朝，郎窑红瓷器名贵难求。民谚云：“若要穷，烧郎红。”这种说法，既生动，又真实。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达官贵人、王公大族，也难得持有一件。

下面列举三件郎窑红瓷器。

一件是清康熙郎窑红釉棒槌瓶(口残)，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年制，高23.3厘米，口径5.6厘米，足径9.3厘米。筒式瓶为清代瓷器瓶式，因形如农村妇女洗衣用的木棒槌，故称棒槌瓶。此瓶造型挺拔，古朴大气，线条简约，端庄典雅；瓶口因残而镶鎏金铜口，器身施郎窑红釉，釉汁浓稠，下垂于足，色彩鲜丽，明如镜，润如玉，艳如花，赤如血。

第二件是清康熙郎窑红釉观音尊，故官博物院藏。高45.5厘米，口径12.7厘米，足径14.4厘米。因形体宛如一尊亭亭玉立的观音，故名观音尊。尊内壁和圈足内均施白釉，外壁施郎窑红釉。胎体厚重端庄，釉面鲜红明亮。观音尊是康熙郎窑红瓷器的典型器物，也是廉熙朝瓷器中的流行式样。

清康熙郎窑红釉棒槌瓶、清康熙郎窑红釉观音尊

康熙朝红色釉瓷器，除了郎窑红以外，还有豇豆红。这是康熙晚期出现的铜红釉品种，因釉面酷似豇豆皮的颜色而得名，是铜红釉瓷器中最精妙的一种。豇豆红釉质匀净细腻，含有粉质，红釉中往往散缀因烧造时氧化还原不同形成的天然绿色苔点。由于红釉的深浅及绿色斑点分布在不同的部位，所以有“美人醉”“桃花片”“娃娃脸”等美称。清人洪亮吉(1746-1809)曾作诗赞誉其釉色：“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典型器如清康熙豇豆红玉壶春瓶，沈阳故宫博物院藏。高28.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9.3厘米。瓶口轻薄舒展，瓶颈细长，突出丰满的瓶腹，整体造型，柔和淳厚，弧线流畅。除口沿留出白釉边外，瓶里及器表均施豇豆红釉，瓶肩部、腹部于红釉中散布黄绿色斑点，如棉絮状浮于红釉之上，绚丽多彩，绿中闪红，红中点绿，柔和悦目；瓶底为纯白釉地，有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款。

清康熙豇豆红玉壶春瓶

康熙帝是清朝文化型、学者型皇帝。他学习和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尊重和弘扬中华文化，酷嗜文人雅趣--茶酒花香、琴棋书画、吟诗雅集、读藏赏玩、笔墨纸砚；每天笔耕不辍，留下许多文房瓷器--瓷笔杆、瓷笔筒、瓷笔山、瓷笔插、瓷印泥盒、瓷笔洗、瓷水丞、瓷墨床、瓷镇尺、瓷砚台等。康熙帝喜欢各式各样的瓷笔筒，精致美观，被誉为空前绝后。这里介绍五件御窑制作的瓷笔筒。

1.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文笔筒，故官博物院藏。高16.2厘米，口径19.4厘米，足径19.2厘米。这件笔筒在白色外壁上以青花楷书《圣主得贤臣颂》，结尾用书写形式钤釉里红“康熙传古”篆体印。竖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款。无其他装饰，却清爽雅致。颂文见于《汉书•王褒传》。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文笔筒

王褒，字子渊，蜀人，自称“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应汉宣帝刘询之诏，到京师，受召见，膺重任，呈颂文。王褒著《圣主得贤臣颂》，名扬于当世。这篇颂赋共781字(比三篇《心经》还多一个字)，其文略曰：

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遐夷贡献，万祥毕溱。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单顷耳而听已聪；恩从祥风翱，德与和气游，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势，恬谈无为之场，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以宁也！

2.清康熙乌金釉描金山水图笔筒，故官博物院藏。高15.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8厘米。这件笔筒外壁通体施乌金釉，釉面漆黑明亮。釉上的金彩纹饰虽已脱落，仍可见图案痕迹。一面为方形开光，开光内绘山水人物纹；另一面则书苏轼《后赤壁赋》全文，文末“己丑岁仲冬月右录赤壁赋”落款，并书圆、方闲章各一枚。“己丑”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此件笔筒蓝底金彩，图文并茂。

3.清康熙祭红釉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高16.7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6.3厘米。这件笔筒满施浓重的祭红釉，而口沿和近足处则透出白色胎骨，简洁而不单调，雅丽而不奢华，端庄而不呆板，特有一番情趣。祭红，釉色红艳深沉，是康熙朝御窑恢复的明代中期以后失传的一个品种。

清康熙乌金釉描金山水图笔筒、清康熙祭红釉笔筒

4.清康熙洒蓝地五彩人物图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高14.3厘米，口径18.3厘米，足径18.3厘米。笔筒圆口，直壁，玉壁形底内施白釉。外壁洒蓝地五彩装饰。这件笔筒的主题图案是五彩魁星，奔跑在梅花桩上，右手执毛笔，左手握银锭，寓意“必定夺魁”。这个主题图案，衬托在洒蓝的底子上。洒蓝，浅蓝色地的釉面上呈现深蓝色斑点，犹如撒下的雪花，故又称“雪花蓝”。明宣德时景德镇御窑创烧，清康熙时最精。

5.清康熙釉里三色山水人物图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高15.5厘米，口径18.8厘米，足径18.5厘米。这件笔筒洋溢着文人气息，仅有四种釉色：白色底子，红色花树，豆青色泥土，青花远山，近水、堤岸、树木、人物。尤以青花，浓淡相宜，布局协和，出神人化，山水画卷，写入笔筒。釉里三色，是以青花釉里红而增豆青色，创烧于康熙时期。

清康熙洒蓝地五彩人物图笔筒、清康熙釉里三色山水人物图笔筒

前面讲的万寿瓶没有康熙朝年款，康熙前期御窑瓷器很多也没有年款。本来从明代宜德朝起，御窑瓷器写年款已经成为定式，为什么康熙早期却很少写年款呢？有人认为这同浮梁县巡检陈履升有关。

陈履升，字峻天，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做过浮梁县巡检，官正九品。他在任上严禁景德镇陶户在瓷器底部书写年代，以至于康熙早期瓷器很少写年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来，此人“一生敬惜字纸，无所不用其极”。敬惜字纸，就是带字的纸不能随意丢弃。陈履升把敬惜字纸延伸到瓷器上。他说:“字碗者，犹之字纸也。污弃字碗，犹之污弃字纸也！” 他派人到处搜集带字的瓷片，简直走火入魔，后发展到花钱收买，每个瓷片“予五钱，易之”。这导致“贫家儿童觅字碗求钱者遍里巷”，“老稚争相搜剔，觅得者投于门，无虚日”，陈家变成瓷片收购站。陈履升亲手把这些有字瓷片一一洗净，贮藏起来。钱塘江涨潮时，他带上收贮的瓷片，乘船倒入海口处，“肃拜而归之于海焉”。这样坚持了几十年。

瓷器写字，是个惯例，世代相延，怎么能因地方官的个人嗜好就废除呢？有的陶户拒不照办，陈履升“笞之”；有的陶户送钱求情，陈履升“厉色却之”。

敬惜字纸，是图什么？陈履升没明说，清代文人讲得直白：敬惜字纸，造福后人--“子孙科第不绝”，是为后代积福。然而，子孙要有福气，需先争气，单靠父祖积福是远远不够的。其子陈恂，康熙朝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时人把这看作陈履升敬惜字纸的福报。然而，陈恂晚节不保。康熙五十六年(1717)乡试，有个叫陈凤墀的请人代考。他是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与陈恂同乡，奉上1500两银子，请陈恂帮忙，让主考放过。放榜之日，士子哗然，联合告发，惊劫朝廷。

康熙震怒，派人严查，查出了“案中案”：原来陈恂的女婿也参加了考试，并请岳父从中疏通，因未考中而案未发。康熙五十八年(1719)，判决：将主考官斩监候、秋后处决；找人替考的陈凤墀，绞监候、秋后处决，其父绞监候、秋后处决；疏通关节的陈恂，绞监候、秋后处决，其子绞监候、秋后处决，其婿先杖责、后服劳役。替考的枪手、其他考官、保荐考官的人也都追究责任，受到惩处。

有人说，子孙双双论死，陈履升泉下有知，夫复何言？其实，陈履升的教训，不在于种善因而未得善果，却在于教子陈恂，重视智育，忽视德育，所以虽高中进士，却触犯科考皇法，子孙双被论死。

清朝，经历康熙朝61年发展，步入盛世。康熙瓷器被《匋雅》誉为“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

康熙大帝开创了清朝御窑的历史，并将御窑推向高峰，而雍正朝御窑与瓷器，又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