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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笑看长空云卷舒 于 2014-6-23 10:05 编辑
五代耀州窑是仅次于越窑的青瓷窑场
1984年以来随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铜川设立了考古工作站，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第三次大规模发掘。一大批釉面滋润、釉色青绿、造型秀丽、制作精进的五代青瓷标本相继问世，这批青瓷标本的出土不仅将一部分原定为北宋耀州窑青瓷的烧造年代提早为五代，而且向世人展示了耀州窑青瓷高超的水平。从传世实物看，五代耀州窑是当时唯一可与越窑青瓷媲美的窑场，就器物的釉色而言，越窑青釉佳者呈湖水绿色，典型器呈现青中闪黄的艾色，釉层较薄，釉面滋润如玉，在唐代就赢得了“秘色”之称。五代耀州窑的青釉，佳者亦呈湖绿色，但青色较越窑淡，釉面较厚，与越窑青釉的色泽相比毫不逊色。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的记载说明，在宋人的眼里耀州窑青釉是与越窑秘色一样美丽的釉色。就器物的造型而言，五代耀州窑与越窑器皿的造型几乎都可在唐代金银器中找出原形。如葵瓣、花瓣、多曲口等形的碗、盘、碟，以及三足小盂、执壶、多层盒等等都是其典型器。由于多仿自金银器，因而两窑的器型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五代耀州窑器物的圈足都呈稍高外撇的形状，而同时期越窑器物的圈足则多呈外撇微卷的式样，这些细部的变化可能与南北金银器的不同特征有关。就器物的纹样而言，五代耀州窑与越窑多流行纤细的划花装饰，图案题材也往往取材于金银器，但两窑也有各自独特的风格。越窑在流行划花的同时，主要采用镂孔与彩绘的技法；而耀州窑则在使用划花的同时，在器物内底心流行堆贴鸟、凤、龟、鱼等图案的装饰。耀州窑的这种装饰也是借鉴金银器而来的，瓷器上的这类装饰为南宋、元代龙泉窑盘碗内底心广泛流行的贴花技法开了先河。此外这一时期耀州窑瓷器上出现的剔、刻花装饰尤令人称绝。就器物的烧造工艺而言，耀州窑与越窑多采用满釉支烧的技法，但越窑五代的支烧窑具多留有长条形泥条痕，而耀州窑五代的支烧窑具多流行较小的三支钉痕，正是这类小支钉支烧窑具的出现，才为宋汝窑官器芝麻钉窑具的使用奠定了基础。由此可知，五代耀州窑与越窑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在工艺上还有更加的表现。尽管如此，在青瓷制作的总体水平上，五代耀州窑的历史地位仍次于越窑，理由如下： 1． 五代耀州窑的窑场规模与产品数量明显小于越窑 从发掘资料看五代耀州窑的窑场规模不大，窑址主要在今铜川市境内南漆河两岸的铜川第四中学校园内和现在的耀州窑博物馆对面一带的半坡上。面积不如唐、宋时期那样大，没有像宋代文化层那样普遍分布，也不如唐文化那样深厚。迄今为止，在这两区出土的五代遗迹有：窑址7座、作坊4座、灰坑18个。而五代越窑的窑场规模非常大，据林士民先生统计，五代至宋越窑的遗迹上虞县的窑址有42处，东钱湖的窑址有30余处，上林湖的窑址在唐代的基础上已猛增到153处，其规模之大无以伦比。五代耀州窑青瓷产量小于越窑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2．五代越窑向朝廷贡奉瓷器有史可证，而耀州窑没有 五代耀州窑虽然在遗址中发现有刻“官”字的标本，但由于带“官”字的标本不一定就是官窑器，而且也不一定就是贡器，相反很有可能是达官贵人到窑场订购的器物，因此很难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贸然断定五代耀州窑带“官”字款器物就是贡器。而越窑不仅在五代墓葬中出土有带“官”字的瓷瓶，并在五代窑址中发现有刻“官样”的标本，更重要的是在《十国春秋》等文献上都有关于吴越王向中原政权贡奉“秘色瓷器”的记载，其在当时重要的历史地位由此可知。 3． 唐、五代越窑的声誉远胜于耀州窑越窑早在唐代就已闻名遐迩，耀州窑是在五代才开始烧造湖绿色青瓷的，因而其声望自然就比越窑小的多。有关五代耀州窑的记载目前能查阅的除了陆游《老学庵笔记》所指的“类余姚秘色”外，另只在对其著作时代有争议的五代陶谷《清异录》中提及，笔者认为文中所述：“耀州陶匠创一等平底深碗，状简古，号曰小海瓯”的器皿应该是五代的产品。而此时唐、五代越窑釉质青润的瓷器，倍受朝野青睐，许多诗人写诗赞美这美丽的釉色，其中有的诗句成为千古绝唱。如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五代徐寅（yin）《贡余秘色茶盏》诗中的“明月染春色”、“薄冰盛绿云”、“嫩冰涵露”等等即是。文人的诗句客观上起到了进一步弘扬秘色瓷的作用，为秘色瓷成为闻名遐迩的青釉瓷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遗址墓葬的出土资料表明唐、五代越窑的青瓷比耀州窑更受中原统治者的青睐 据笔者所查，在中原地区统治者的墓葬或重要遗址中很少出土五代耀州窑青瓷，而在河北平泉县小吉沟一个辽墓中就出土过典型的五代耀州窑青釉产品近十件——剔刻花牡丹纹执壶一件、器内底心堆贴小龟的青釉莲瓣纹盏一件、盏托一件、满釉支钉支烧的灰青釉碗三件等。此外在甘肃地区也出土有五代耀州窑瓷器。由此表明耀州窑当时的影响主要在西北方，而不在中原统治区。而越窑则不然，不仅在唐代的重要墓葬中出土了数量颇多的秘色瓷，而且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发现了记于账册的皇室供奉的14件秘色瓷。五代越窑青瓷同样如此，既是吴越王向中原政权进贡的重要物品，同时也是钱氏家族墓葬中的重要陪葬品，其影响之大自然是耀州窑无法相比的。
五代耀州窑青瓷圈足的修足特点
创烧于唐初的耀州窑，到五代出现了青瓷的第一个高峰。且不论其典雅的造型，单是那天青色的釉，就有夺魂摄魄的诱感力，被学者誉为“最美的青瓷”。就釉的美感而言，五代耀州天青釉在当时国内各窑口中处于领先地位。学术界关于五代耀州青瓷与柴窑器的关系研讨还在继续，尚无定论。收藏界人们也在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由于五代耀州青瓷史无记述，而窑址发掘也隔时较近，如今，一块天青釉残片也极不易得。因而，何为五代耀窑青瓷，多数人不甚了然。
从标本及个人收藏的器物来看，五代耀州青瓷的底足形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圈足较大而外撇，足墙和器底、器壁厚度趋向一致。
五代耀州青瓷器足继承唐代玉璧底和晚唐玉环底的传统，圈足较大且足墙外撇，特征明显。两者继承中的变化脉络较为清晰。五代青瓷渐改唐代雄浑敦厚的修足风格，服从于器形总体仿金银器的造型要求，向轻巧精致、典雅秀丽的方向演变。
足墙从低矮厚重向窄高轻巧变化是五代耀州器足又一特征。初期器足的足墙宽，器底厚度超过器壁。从残足的断面看，有的器底厚度几乎是壁厚的一倍。随着五代青瓷整体工艺水平的提高，圈足修削更为精细，典雅秀丽的风格基本形成。
仔细观察度量五代稳定期青瓷残片断面，可以发现器底、器壁、足墙的厚度基本相同，显示出一种均衡协调的美感。这大约是五代青瓷的修足工艺趋于成熟并且相对稳定的一个标志，圈足达到这个标准的器物在胎、釉等诸多工艺上都保持着较高水准。如：胎土颗粒细匀，胎色铁灰或黑灰，烧结程度好；化妆土施涂均匀，釉色晶润光洁；修足刀法硬朗，内外墙棱角分明；线条刚劲有力，而又流畅圆顺。以此推测，五代匠师是把器足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来进行艺术加工的。在实用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突出了器足美的效果。
二、圈足外墙斜直微弧，内墙由弧斜趋向微弧斜。
五代耀州青瓷在其小小的圈足之上有如此丰富微妙的变化，让后人惊叹不已。初看外墙是斜直的，细心观察比较则清楚可见，外墙总体斜直，而中段微微起弧。弧度之小非精密仪器不能度量，目测只能有圆弧度的感觉。或许这正是五代青瓷器足显得刚劲雄健而又不呆滞的奥妙所在吧。而且无论足墙高矮宽窄，外墙斜直微弧都是其共有的特点。五代青瓷圈足的内墙以弧形斜削为主要形式。早期弧度大，向足心延伸的跨距也大。进而弧度渐小，直到斜弧为止。这里仍然可以看到唐代玉环底内圈弧形削法的痕迹，其用心源自瓷器塌底这一亘古难题。五代圈足偏大，一般来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塌底现象。而初期胎土炼制较为粗糙，入窑时的机械强度和支撑力也较弱，如何减弱塌底，而又不过分增加底的厚度和足墙的宽度，匠师们摸索出这种斜弧向底心方向延展的工艺，从而增大了足墙对底的支撑力度。矛盾初步解决，足墙的没有显著增宽，器底没有明显加厚，既达到了轻巧精致的审美要求，又大致防止了塌底对精美的破坏。
与胎泥炼制水平逐步提高同步，圈足内墙弧度向底心延伸的跨度渐渐缩短，在斜弧的形式上固定下来，随圈足大小变化或胎泥强度的增大，有些圈足内墙已近乎斜直。
三、足底修削形式多样，挖足不过肩。
圈足内外墙的触地面称为足底。观察完整器和残足标本可见，外墙近足底处斜削一刀是五代削足的一般特点。另一种较少见是外墙不削而内墙近足处又斜削一刀。
五代耀州青瓷的修足呈现多样化特点：
一、外高内低斜坡底。近足外墙处高，近内墙处低。
总体上说，外墙近足处斜削较轻，差不多仅是象征性倒棱而已。其坡度或有大、小变化，或有长、短之分。足墙宽而坡度缓且长，墙窄则坡徒，有的微斜而接近平底。
二、两刀一线底。这种内外墙各削一刀的方法，是近外墙处轻削而坡短，内墙重削而坡长。形成的触地线靠近足底外侧。在较窄的足墙上，两刀皆轻微，形成的锋线虽不甚突起，但仍然是一线触地。
三、近似弧形底。从足外墙线起弧，落止内墙底线。若以水平线为基准，多数情况下是外侧起点高而高侧落点低。如此以来虽是鱼脊形弧底，触地点仍然靠近外侧。艺师们仍然很看重器物的稳定性，即使是视觉上的稳定感之类的细节亦考虑得十分周到。有的内外起弧点基本在一同一水平线上，弧顶居于足底中央；有的弧度较平缓，甚者近似于平底。其优雅清秀中又透出浑圆稳贴之风格则是独树一贴的。补充一句，这种底多数是用托珠或堆沙支烧。而前两种多以三叉支钉支烧。
四、釉下裹足的平削底。这种足多见于胎土色浅的器足。内外足墙近于垂直，墙窄而略显高，足底刮釉露胎，或涂护胎浆，以垫饼或垫圈支烧，釉色淡雅，极具美感。
总的看来，五代耀州青瓷挖足刀法细致，施釉烧成后，基本不见旋削痕的居多，少数显露同心圆式的旋削线痕。器腹近底和圈足一般不施化妆土，因而铁斑和红褐色窑红较为普遍。足部凸出的棱线也因釉薄，胎中铁质被氧化而较多出现红褐色筋线，这更突出了圈足线条硬朗流畅的美感。
另外需要说的是，以上这些修足手法在同时期的其他窑口如五代宣州窑、同安窑等窑口的器物上也能经常见到，这说明当时各大窑厂之间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要多的多，并且器物内底部及口沿部位的处理也大同小异，这也为我们横向比较、认识五代其他各窑口的器物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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