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初高祖令百姓自由铸造钱币,通行“榆荚钱”以来,关于钱币是放手由郡国铸造或民众自由铸造,还是集中为中央控制,在西汉历经了几次反复,最终将铸造钱币定格在由中央控制的上林三官统一铸造制度上,积累了正反多方面的经验。
在五铢钱制出台前,汉文帝推出了四铢半两钱制。我们说过:四铢半两是汉初推行的半两钱中最为成功的钱币,形态比较整齐,铸造数量多,流通地区十分广泛。虽然因不适当的“除盗铸令,使民放铸”,让推行的半两币制戛然而止,但是也为以后推行五铢钱先尝试了管理流通钱币的一套方法和手段,同时还探索出了一套检查钱币质量的工具。
图4
要保证金属钱币的质量,最主要是控制好每枚钱币的重量,如果不作控制放任自流,钱币必然会越铸越小,最终不得不被新的品种替代。文帝时对社会上使用的四铢半两钱要称测重量,凡不符合规定重量的不得流通,立即销毁。
秦汉以前的衡具大多是两边等臂的吊杆式天平,与今日的平衡式天平完全是一个原理。图1是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一杆古天平,衡杆木制,中间有提钮,两端各以四根丝线系铜盘,木衡杆长41.1厘米,铜盘直径7.3厘米。图2是在武汉市新洲区技校出土的一套环形铜砝码,外形犹如今日的算盘珠,质为青铜,共七枚,大小相次,直径5至50毫米不等,发现时表面已布满自然形成的包浆。
图5
到了汉朝,称测、校验钱币重量有了一套专用的衡具,秤杆还是以吊杆天平式为主,砝码多见称钱专用品。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有101枚四铢半两钱,在同一个竹笥内还有一件“称钱衡”和一件圆形砝码。称钱衡上有墨书文字:“十取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徭里家,十日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以钱为累,刻曰四朱。两端口黄律。”
由称钱衡文字可知,这是专用于称钱的天平,上面还抄录了相关的法律条文。该器自名“称钱衡”,是法定的称钱衡器,称钱计量以“四朱”为准。同出的一枚砝码重10.75克,折成汉制是十六铢,恰为四枚法定四铢半两钱的标准重量。由这枚砝码与称钱衡及101枚半两钱同在一个竹笥内出土,可以确定这101枚规整的半两钱应当是文帝时期合格的法定四铢半两钱。
图6
汉文帝在实施放任铸币政策的同时,推行这种“称钱”法律,在市场买卖过程中对所用的钱币进行管理,规定在社会流通的钱币必须经过政府称重校验。称钱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市场中钱币的质量,正是“称钱”之法的执行,让文帝四铢半两出现了一度辉煌。
在钱币收藏中,有时偶能见到面上凹刻“四朱”文字的铜块,有圆形的(图3),也有方形的(图4),有的一面铭刻“四朱”,另一面铭刻地名,以凹刻,也称阴刻的为多,偶见少数铸成阳文的,都被认定为与某种称钱衡配用的砝码。
图7
近年在古都西安附近出土和发现过多起特大的半两钱(图5),直径46-48mm,重58-60克,文字为小篆体,与四铢半两相似。由钱面文字看,将此物定格为汉代之物,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以往在流通的汉半两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的大型半两,即便是秦半两或战国半两,也没见过如此大直径、厚重型的。经过研究最后将此物也认定为西汉官方称验流通钱币时用的砝码,由其自重判断,应是称测数枚钱币,求取平均重量用的大砝码。这种形似流通钱币,但又相当巨大的砝码类钱币,一般称之为“砝码钱”或“权钱”。
还有一类被指为秦汉时期称测钱币重量的形似砝码的“权钱”,也是圆形方孔,体形厚重硕大,直径正面44毫米,背面47毫米,呈梯台状,重74克,币面有外郭无内郭,背平素无饰,穿左右文字为“重四两”,“重”在右边,“四两”叠置在左;穿上下是编号第次,上为“第”,下为编码。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这类“权钱”左右文字相同,都是“重四两”,上下文字有见“第一”、“第五”(图6)、“第九”、“第十一”等四种。
图8
汉武帝执政后,历经六次币制改革,最后推出了上林三官五铢。尽管币制改革比较成功,然而好的币制还需要有好的管理措施跟上,汉武帝对推行的“五铢”新币制的管理十分重视。《汉书·武帝记》:元狩六年(前117年)六月下诏:“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末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稽诸往古,制宜于今,废期有月,而山泽之民未谕,……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天下。”当年由博士褚大等人应诏到全国各地对新币制进行宣传和管理。汉文帝的“称钱”之法在管理中继续沿用,成为西汉时期币制管理中比较有效的一项手段。汉武帝在称钱管理中使用的主要工具还是称钱衡,然而在推行新币制时,不可能继续使用旧时通行半两时用的“权钱”,当时用的是另外一套砝码钱。
研究发现汉武帝时国家认定的标准砝码钱有大小两种。小的一种本身也自命“五铢”,直径、文字与上林三官五铢很相像,但在钱面铸上了明显的记号(图7),对着穿口四角有夺目的四道杠,钱币学的专用名叫做“面四出文”,古人或以这四道杠表示与普通五铢钱的区别。
大的一种面文自称“新币士铢”(图8),直径为33毫米,钱面同样铸上了明显的记号,对着穿口四角有夺目的四道杠,面文释义“新的币制规定由五铢治事”,正好反映了推行的新币制“五铢”钱的含义。因此可以认定它们既不是当时的正用钱,也不是压胜钱,而是当时官方管理中称验五铢钱使用的大型砝码钱。这枚珍贵的历史文物原是已故钱币收藏家罗伯昭的藏品,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捐赠给了国家,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由于这种砝码钱在上世纪刚发现时,都将面文中的“士”字误读成了“十一”,使许多人没能弄懂这些文字的含义,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赝品,实际是没有认出这个“士”字,更没能理解这个“士”字的原意。“士”字在古代与“事”可以通用,西汉许禛《说文解字》释:“士,事也。”西汉恒宽《盐铁论》引《论语》“述而篇”句“虽执鞭之士”,为“虽执鞭之事”,足见西汉时“士”与“事”相通。由此“新币士铢”四字即“新币事铢”,四字在这枚砝码钱上出现,既对新的币制做了宣传,又将其自身与通用钱币明显区别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