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青花折枝花果纹大尊

清雍正青花折枝花果纹大尊；成交价: RMB 　32,192,640；尺寸：高57cm；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9-05-29。

尊撇口，长颈，溜肩，扁鼓腹，圈足外撇。通体青花纹饰，口沿饰缠枝灵芝及如意纹一周，颈部画缠枝莲纹，肩部饰如意云头、缠枝莲及变形莲瓣各一周，腹部绘折枝茶花、瓜藤、石榴花、石榴果、桃花、桃果六组，胫部画莲瓣纹一圈，圈足饰海水纹。底部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篆书款。

是次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之清雍正青花四季三多纹大尊，未见有相同造型、尺寸及纹饰者，发表于海内外公私著录之中，当为存世孤品。类似造型及尺寸之雍正朝青花器，仅见有戏珠龙纹器者三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青花瓷器》，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页227，图143（图一）；南京博物院，参见《清瓷萃珍——清代康雍干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5年，图42，以及天津市博物馆常设展览。另上海博物馆藏同器型、高度略小2公分乾隆青花款青釉剔刻花饕餮纹器有一，为胡惠春、王华云伉俪捐赠，参见《胡惠春先生王华云女士捐赠瓷器精品选》，上海博物馆，1989年，页112，图75（图二）。

此外，1996年4月25日，香港佳士得拍品编号65，孙祜、周鲲、丁冠鹏绘、戴临书《陶冶图》册页中的「琢」一开之中（图三），可见描绘一陶工正为同造型之青花缠枝花卉尊施釉的场景。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文件》记载，乾隆八年（1743）「四月初八日：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高玉交陶冶图二十张。传旨：着将此图交与唐英，按每张图上所画系做何枝叶，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夫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再讲此图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编明送来。钦此。」「于本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将缮写得陶冶图上谕折片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等转奏。奉旨：将此片改正折片于陶冶图俱交唐英。钦此。」其后，「于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将唐英写得对词呈陶冶图二十张随原折片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进，讫。」。则此套《陶冶图》所载之图说，为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为乾隆早期所著，另据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李子嵬考证，乾隆三年之前北京宫廷即藏有《陶冶图册》，「其绘制时间极有可能是雍正或更早。」（参见李子嵬，〈院画本〈陶冶图〉小考〉，载于《督陶官文化与景德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331）则《陶冶图》所绘施釉场景，当可视为雍正朝御窑厂此类大尊制作之实景。

青花四季三多纹大尊，自外口沿而下分别绘有缠枝灵芝纹、单层如意云头纹、缠枝莲纹、双层如意云头纹、缠枝花卉纹、覆莲瓣纹、四季三多纹、仰莲瓣纹及海水波涛纹九种纹饰，皆源自两岸故宫清宫旧藏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例如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青花海水龙纹盌、青花灵芝纹尊、青花萱蝶纹玉壶春瓶、青花缠枝莲纹盌、青花扁壶、及青花折枝花果纹盌等器物，可谓集明代早期永乐、宣德青花纹饰之大成者。（请参阅页34-35之比较图）今北京故宫清宫旧藏雍正青花大器，皆见有类似仿明代早期纹饰和风格者。考其原因，莫过于雍正帝钟爱瓷器艺术，于登基地位前，即以其圆明园居所朗吟阁之名，订烧“朗吟阁制”款瓷器。且康熙时期，不仅仿烧宣德青花为一时之冠，且蔚然成风。如活跃于康熙十六年（1677）至五十四年（1715）的清代大臣刘廷玑（约1654——？），在其所著的《在园杂志》卷二中，即赞叹当时「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成化）、宣（宣德）黝水、颜色、橘皮、糉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他「于董妹倩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复惠其八。」因雍正皇帝对瓷器的喜爱、当时以宣德青花为范本的风尚，且唐英督陶工艺考究，才能烧造出如此大尺寸之青花珍品。

而三多纹石榴、寿桃及瓜瓞以七果为数，则于雍正青花瓜瓞绵绵纹大盘相同，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青花瓷器》，北京，2017年，页32，图7号。另比较一件纹饰种类及布局皆与此相近的雍正青花折枝花果纹缸，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上）》，香港，2010年，图112号（图四）。两件亦为借鉴明初永乐、宣德风格青花器物，与众多两岸故宫清宫旧藏青花器物一样，体现着雍正朝于摹古同时，亦有创新和发展的雍正朝盛世风尚。

拉尔森有「蒙古公爵」之誉，实则来自瑞典，出身寒微。早年父母双亡，所以要在马厩打杂维生，但透过这份工作，他发现自己由衷喜爱动物。拉尔森与马匹心有灵犀，这对其早期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这一才能初则为他建立与中国军官的友谊，继而加深他与鄂尔多斯王子与蒙古权贵的交情，拉尔森1930年出版的自传《Larson – Duke of Mongolia》对此记之甚详。

1893年，拉尔森离开瑞典，启程前往蒙古，先到天津，再折往北京，后转赴包头。他与鄂尔多斯王子交情甚深，藉此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话，其后再到距北京西北面140英哩的张家口，并于当地邂逅同是传教人员的罗玛丽（Mary Rogers），二人于1897年结为连理。此后四十年间，拉尔森基本上以张家口为家。他在大草原上成家立业，对众多路经此地的北欧探险家和传教士来说，拉尔森直如一盏明灯。二十世纪初的政局风谲云诡，在此背景下，政坛元首如袁世凯、蒋介石等皆慕名而至，咨询他对蒙古之洞见，或讨教他对斡旋蒙汉边境冲突的建议。

在张家口生活期间，拉尔森一家颇多机会与旅人交接，过客之一是在华工作的青年工程师胡佛（Herbert Hoover，1874至1964年）及其夫人胡璐（Lou Henry Hoover），胡佛后来更成为了美国总统。胡氏伉俪是知名的中国青花瓷藏家，与拉尔森志同道合。举世知名的瑞典探险家赫汀（Sven Hedin）亦是拉尔森的座上客。1927年，拉尔森与赫汀联袂展开一次科学探险之旅，其规模之大在蒙古可谓震古烁今，迄今无人能及。拉尔森充份发挥自己的学识与胆识，带领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安莱哲（Roy Chapman Andrews）远征探险，后者的著作《Across Mongolian Plains： A Naturalist’s Account of China’s ‘great Northwest》记述了两者途中的诸般见闻。拉尔森在张家口停居多年，期间大力协助多支探险队，具体细节均见于文献记载。

除探险之外，拉尔森亦营商有道，他曾从事多门生意，以支付家庭支出，例如在张家口繁育马匹，专为北京和天津马场供应赛马，获利甚丰。他在商场涉猎甚广，买卖古董便是其中之一。据拉尔森亲人忆述，除瓷器之外，他亦庋藏青铜器。其后，拉尔森一家因时局动荡而屡次搬迁，最终在1939年日本侵华之后与二战爆发前举家定居美国，拉尔森珍藏遂成为家人的收入来源。身在斯德哥尔摩的拉尔森得悉亲人已在美国安顿下来，于是乘坐格利普森号轮船赴美与亲人团聚，此行也为他在中国和蒙古的探险之旅划上了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