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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婆罗洲建立殖民点的初步尝试
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东北角在19世纪中叶仍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传统上整个婆罗洲北部地区都归属于文莱苏丹,只有婆罗洲东北海岸一部分地区18世纪初曾被交给苏禄苏丹,其范围从Boeloengan一直向西北海岸延伸到Marudu Bay,南至Pandasan。
1824年英国和荷兰签订《伦敦条约》,又称《苏门答腊协定》。在马来群岛大致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如下:马六甲海峡以东,新加坡海峡以北属于英国,马六甲海峡以西,新加坡海峡以南属于荷兰,荷兰将马六甲和英国控制的明古连对换,柔佛廖内王国被一分为二。其中对婆罗洲北部地区的归属并未明确划分。
1830年代James Brooke在10多年前莱佛士新加坡开埠的鼓舞下来到东方。利用当时沙捞越的混乱局面插手其中,并在1841年成功地得到了文莱苏丹给予的沙捞越罗阇的封号。在他的努力下,1846年英国与文莱订约租借靠近东部地区的纳闽岛(Labuan)而James Brooke则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为英国势力进入婆罗洲北部迈出了第一步。
渐渐地,其他殖民者也开始进入这个地区。1865年,当时美国驻文莱的领事Charles Lee Moses利用他的官方地位从文莱苏丹处得到了婆罗洲北部一块地区的十年租约。但是刚刚从南北战争中稍稍安定下来的美国并无余力在亚洲扩展殖民地。Moses只好将其权益转卖给了香港的婆罗洲美国贸易公司(American Trading Company of Borneo),这家公司是由Joseph William Torrey、Thomas Bradley Harris、Tat Cheong及另几位华商组织的。收购了权益之后Torrey在1865年11月前往文莱并被任命为罗阇和婆罗洲北部这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在Kimanis Bay建立了贸易据点。面临疾病和恶劣气候的打击,加上缺乏资金,这次尝试只坚持了1年左右,在1866年最终宣告失败。尽管如此,Torrey和这家公司仍然保留有租约的权益。1868年Torrey在纽约试图向美国政府和商人推销他的殖民点开发计划,但是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英属北婆罗洲殖民地建立前后经过
1873年西班牙最终决定征服苏禄并且宣布只允许西班牙和西属地船只与苏禄进行贸易,而在此之前贸易主要是由新加坡的英国和德国贸易公司进行的。针对西班牙的声明发生了大范围的走私活动,W. C. Cowie船长就是成功打破封锁者之一,他从苏禄苏丹得到许可在婆罗洲东北海岸的山打根建立了货物仓库。Cowie和另外两人一起成立了拉布安贸易公司,但是实际目的与公司名称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向苏禄走私违禁货物而已。
在1874年访问香港时,Cowie接到了Torrey和其他婆罗洲美国贸易公司剩余成员要其支付“出口税”的要求,尽管当时Cowie还不完全了解Torrey的婆罗洲特许权,他意识到它的潜在价值并且想要向美国人买下来,但是Cowie的合伙人并不同意。在此期间,另一个人开始对Torrey的特许权感兴趣。
von Overbeck男爵是奥匈帝国驻香港领事,并且曾经当过宝顺洋行(Dent & Co.)中国鸦片生意的本地经理,在10年租约快要失效之前的1875年,他买下了Torrey的租约权益。并在当年6月访问了文莱以确定在租约十年到期之后是否仍然有效。在得到让他满意的回答之后Overbeck将宝顺洋行的Alfred Dent也拉进来合伙,以为他的开发计划提供必需的资金支持。在完成了这一步之后,Overbeck再次访问了文莱与苏丹谈判以求永久地获得而不是租用这块殖民地。
首先Overbeck成功地说服文莱苏丹Abdul Momin将婆罗洲西北海岸的Kimanis Bay与东部的Seboeku河之间的地区转让给了他们,他还被任命为Maharaja。但是这仍然不够,因为文莱苏丹和苏禄苏丹对于这块领地的所有权还有争议。于是Overbeck不得不再访问苏禄以求获得苏禄苏丹的认可,1878年1月苏禄苏丹Jamulal A'lam如同之前文莱苏丹一样将Seboeku河和Pandasan河之间地区的主权转给了Overbeck。至此获取当地统治权方面基本获得了成功。
在尝试获取奥匈帝国政府对此的支持失败之后,Overbeck在1879年初从北婆罗洲事业中抽身而退,留下Alfred Dent兄弟和他们伦敦的合伙人成为这一大块领地的所有者。这里的合伙人也都是老熟人,曾经担任驻上海领事的Rutherford Alcock爵士,他的中文名阿礼国可能对于中国人更加熟悉,另一位海军上将Harry Keppel爵士就是当年的Keppel船长,在鸦片战争和协助James Brooke控制沙捞越的作战中都曾经登场,新加坡的吉宝海港(Keppel Harbour)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阿礼国 Dent兄弟和他的合伙人为争取英国官方承认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他们进行地很成功。1880年7月已经有英国官方的消息表明正在准备授予他们皇家特许。据此1881年初成立了英属北婆罗洲临时筹备有限公司,以收购Dent最初投资获得的权益并作为主体申请发行皇家特许。英国政府接受了申请并于1881年11月1日授予了英属北婆罗洲公司皇家特许。阿礼国就任首任主席,Alfred Dent则成为首任执行官员。
虽然占领了苏禄群岛的西班牙一度提出异议。1885年作为交换条件西班牙放弃了对英属北婆罗洲的领土要求,相应地,英国和德国承认了西班牙对苏禄群岛的主权。1888年英属北婆罗洲成为英国保护领。
从颠地到邓脱
说到Dent这个姓氏一般中国人可能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是如果说起Dent的早期译名“颠地”,熟悉近代历史的中国人一定不会觉得陌生。鸦片战争时期,颠地(Lancelot Dent)是著名的英国鸦片商人,他的宝顺洋行(Dent & Co.,亦称颠地洋行)与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亦称渣甸洋行)、旗昌洋行(Rusell & Co.)一样是当时将鸦片输入中国的几大鸦片商之一。由于主要活动在广州,所以按照粤式翻译,被译为了“颠地”。
颠地(Lancelot Dent) Lancelot Dent生于1799年,卒于1853年11月28日,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五。排行第三的Thomas Dent生于1796年12月21日,卒于1872年11月19日。1823年Thomas Dent作为撒丁(Sardinian)领事前往广州,并在那里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大卫荪洋行(Davidson & Co.)。第二年,Davidson离开中国之后洋行改名为Dent & Co.。1826年,当时27岁的Lancelot Dent来到广州,加入宝顺洋行。1831年,Thomas Dent离开之后Lancelot Dent成为宝顺洋行的主要负责人。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曾经下令捉拿颠地,希望以此杀鸡儆猴,劝外国鸦片商交出鸦片,揭开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战争的序幕。使得颠地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耳熟能详的的名字。
1840年代,比尔(T. C. Beale) 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颠地洋行称为颠地比尔洋行 (Dent, Beale & Co.)。1857年比尔过世後,又恢复成为颠地洋行(Dent & Co.)。
Alfred Dent Alfred Dent是Thomas Dent第三子,1844年12月12日生于伦敦,卒于1927年11月23日。Thomas Dent第四子名为Edward Dent,生于1846年4月22日,卒于1929年12月21日。到1870年代末的时间点,他们是宝顺洋行的掌控者。这个时期宝顺洋行的中心已经在上海,相应的照沪式翻译,就又变成了“邓脱”。
关于宝顺洋行
颠地洋行在中国通行的中文名称“宝顺洋行”,主要取其“宝贵和顺”的意思,以期望在中国本地的发展有所顺利。鸦片战争以后,宝顺洋行的总部设在香港。1843年,上海开埠,宝顺洋行发现上海邻近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的生丝和渐江、安徽的茶叶,是最早到上海设行的洋行之一。在外滩14号建造楼房,该楼后来卖给了德华银行。香港的颠地洋行1867年香港第一次金融风暴后结业,随即把总行迁至上海。
宝顺洋行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曾经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洋行,主要从事鸦片输入和转口交易,也有输出茶叶和生丝至外洋的业务。其时在香港,颠地洋行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渣甸洋行(即今日怡和洋行)。两者的鸦片进口量和货船数目都不相伯仲。据称,颠地洋行拥有当时最大的快艇「水妖」号。
中国近代史上买办名人容闳、郑观应、徐润都曾经有在宝顺洋行从业的经历。
在上海,今天虹口区的丹徒路旧名邓脱路(Dent Road),在郁达夫先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中也曾有提及,一说此路名即系宝顺洋行的Alfred Dent之名而来。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彩车行驶至外滩(广东路)终点站时所摄 另外,上海最早的公共交通事业是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上海电气建设公司上海有轨电车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Shanghai Tramway)(简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或英电)获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经营电车事业专营权,该公司董事会在英国伦敦,首届董事会主席即为Alfred Dent。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从静安寺至上海总会(今广东路外滩)通车营业。同年底英电的有轨电车达到65辆,共辟线8条,营运范围西从静安寺、东至杨树浦、北抵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时至今日,许多线路由当年的有轨电车而转成无轨电车,再由无轨电车转成柴油车,但是依稀仍然保有当年线路的影子。
不明年代的外滩老照片 箭头方向就是原宝顺洋行的外滩14号 新外滩照片 箭头方向就是现在的外滩14号上海市总工会大楼 外滩建筑示意图 还有就是,上海开埠后外滩被划为英国租界,英国人使用这块地区作为码头。据说Lancelot Dent曾在外滩购买了许多地皮,外滩14号就是其中之一。宝顺洋行在这块地皮上营造了一幢“东印度式”的4层楼房,最早到上海设行的洋行之一,后将此地块和房屋转让。1880年德华银行购得此地块和房屋,后在使用中曾稍加改建。1914年此地又转由中国交通银行使用,由鸿达洋行设计的重建新楼于1948年10月竣工。这就是现在外滩的上海市总工会大楼。
1869年时的原香港颠地洋行 在香港,最初的颠地洋行位於毕打街东与德辅道中交界。香港第一次金融风暴颠地洋行结业后,于1867年被改建成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而最初主持此事的正是von Overbeck。后来,香港置地公司购入这块地,并建成告罗士打行(Gloucester Building)。后经合并,成为现在的置地广场。
香港大会堂和颠地喷泉 1864年由颠地捐建了颠地喷泉,就在之后1869年建成的香港大会堂前方。1933年大会堂部分被拆卸以供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兴建新楼,剩余部分也在1947年拆除,原址稍后兴建了旧中国银行大厦。以此推论,旧颠地喷泉就在今日的皇后大道的路面当中。
另外据说武汉也还保留有原宝顺洋行旧址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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