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瓷器及图片

北宋官瓷，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唯一一个将窑址建在宫廷烧制的瓷器，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北宋官窑天蓝色釉琮式洗

北宋官瓷在引用汝瓷的制作精华设置窑口所造作品时，为了在诸方面发展和提升青瓷的烧制工艺，其独辟蹊径，自创新面，对汝瓷包括当时著名瓷种及著名窑系的尽情汲取创造，这也是北宋官瓷横空出世的基础和根本因缘。北宋凭藉举国之力设置窑口烧造瓷器使得北宋官瓷的创制从一开始就立于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饱享了各名窑及窑系丰厚的制瓷经验和不传之秘，其借助皇权国威，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另一方面，徽宗本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好古成癖且才识卓越，拥有当时帝国最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取之不尽的技术宝藏，再加上追随的天下各窑口瓷艺大师，将其自置的窑口玩至精绝，绝对小菜一碟。徽宗出手即得梅花冰片的惊世大作，其实已经把北宋官瓷极其上乘的艺术品位确立了。脂肥釉厚、温润油泽的釉质，或许也只能出自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帝王之手。在此之前，虽名窑辈出，但真正能把中国青瓷烧得如此厚重、宝光莹莹的窑口，实为鲜见，包括为北宋官瓷之源的汝瓷。徽宗为了达到使青瓷的颜色变浓这个目的，首先在釉层的厚度上下手，厚厚地挂釉，以及气氛的还原，才可使得其釉色具有深厚的感觉。确实，在徽宗独高的艺术思考和指导下，不以绘彩描金为能事，完全依靠自身自然的如玉釉质和釉色之美及如梦如幻的开片抵达瓷艺高峰的北宋官瓷，其对釉质宛如美玉的追求，实乃徽宗实现瓷艺品质的第一要素，因为玉所蕴含的文化品质，堪比君子，象征着纯洁、神圣、庄严和美好，其境界当然也是祭祀活动所追求的。

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

儒教思想形象地以玉所喻示人的诸多美德，当深为文化修养甚深的徽宗所重视，反映到置窑烧制礼器上，徽宗也确实有着如此的心行，其仿三代古铜玉器的初衷，其中不乏追求玉之美德的理想，在其后的艺术实践中，也实成为徽宗对制瓷艺术的一种根本向往；另一方面，在以瓷釉的玉质感为保证的前提下，为使作品更臻美好，北宋官窑瓷器也特别注重釉色之美，从梅花冰片釉色的天青、青绿到异峰突起的粉青、炒米黄、油灰和月下白，徽宗在汲取各名窑瓷釉配比及施釉的精华技法和经验之上，心有灵犀，可谓纵 横开阖，发挥自如。为了使釉质更臻肥厚和温润以达到自然呈色的目的，在严格的工艺要求上，北宋官瓷采取先素烧胎体，然后在精细坚密的胎骨上使用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素烧坯体的主要益处在于坯体经过900℃左右温度的煅烧，其所含的有机物质（杂质）和水分，大部分都挥发了，部分盐类在900℃以下也已经分解，这样在釉烧时，便不会有什么有机物和水分的挥发，以至于因此导致釉面生成桔釉、针孔、气泡、熔洞等缺陷而影响瓷器的釉面质量，是为提高釉面质量的重要措施；其次，素烧后的坯体基本已坚硬成陶了，其强度当然较泥胎坚硬的多，这对降低和减少施釉时胎体破损，以及创作薄胎作品，都极有益处。同时，由于胎体素烧后吸水率明显的提高，其不仅能极大提高施釉的速度，且可让胎体吸釉均匀，使釉面平滑光润；再者，坯体素烧出窑后，可在施釉之前发现各方面的质量缺陷，得以有机会将有缺陷的半成品剔除或对之进行修补，从而能提高釉烧的成品率；此外，坯体经过素烧不但可以提高施釉和装匣、装窑的速度，而且在坯体的搬运和循环往复的施釉中，也可以大大提高机械化程度，节约人工。

而素烧之后，北宋官瓷沾釉次数均在三遍以上，并且无须象民间窑口那样，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去精打细算的核算成本，因此，北宋官瓷内外釉层厚度的总和，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其质感如同堆脂，纯净莹澈，抚之如缎似玉，攥之隐隐出油，手感极为细腻光滑，绝对超越了汝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艺，其瓷釉色彩和色调也较汝瓷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北宋官瓷在原材料的选择上，更是精益求精，除胎料就地取材，多用陈留本地所产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入釉的长石乃至玛瑙等，堪称尽择天下良材，所用材料无不是优上之优的上上之选，这自然也是帝王窑口天时地利以及天生的禀赋。毫无疑问，这等举国之力且根本不考虑产品利润的审美创作，其对釉质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当然无以伦比。终究，艺术的美，唯在远离功利以后才更能绽放出它奇妙的光辉。

石灰碱釉的创新

诚然，财力的保障以及唯美的追求，虽能担保徽宗可以在烧制条件上对北宋官瓷厚重瓷釉的以予尽情发挥，但其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至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具体的釉料配比上，这是可多次进行施釉工艺的关键所在。用现在的瓷釉理论来看，北宋官瓷为了解决釉厚而造成的流釉情况的发生，经试验和创新，一改汝瓷的石灰釉（主要成分为氧化钙，含量在8％以上）的配比工艺，而使用石灰和石灰石（其化学成分主要为氧化钙和氧化钾、氧化钠等，其中氧化钙的含量在8％以下，氧化钾和氧化钠等金属氧化物的总和常达4％以上）作瓷釉的主要助熔剂，制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石灰碱釉，用于北宋官瓷的烧制。

其釉料配比引入钠长石和钾长石的完美革新，以及对汝瓷和朴拙的开封东窑制釉工艺精华的汲取和发扬，也直接影响了北宋以后中国青瓷的配釉工艺，堪为中国青瓷一大技术进步。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故而汝瓷使用这类釉，其釉质一般都不敢施的过厚，否则就会发生流釉现象，严重影响作品的烧成，故汝瓷的瓷釉显得比较单薄；而石灰碱釉的特点是愈至高温粘度愈大，基本上克服了在高温下流釉的现象，这样，釉层完全可按徽宗的理想施得厚一些，使得器物的外观及瓷质显得庄重朴和，更加有益于礼器的造型和制作；这种石灰碱釉的另一优点是，不仅其釉浆的悬浮性极好，适合多次施釉，且缘于其瓷釉配比的功效，其作品在烧成之后，非石灰釉那样的寡薄和光亮刺目，而是釉面表层会获得一种柔和谈雅的玉润光芒，乃至最终形成了官瓷温厚如玉的美好品质。总而言之，得益于徽宗个人独高的审美情趣，以及皇家企业最上乘的技术、制作工艺及质量监测等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因素，高屋建瓴的徽宗帝在全面提升青瓷的艺术、实践中，其对瓷釉苦心经营和历史性的创造，终将北宋官瓷深厚且晶莹剔透的釉质推向了中国青瓷的巅峰。

艺术造诣的不断追求

徽宗的美学品味实有过人之处。其信奉道教，向以清静无为，超脱尘世鸣世，一幅世外高人淡泊功利，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大境界，大胸怀。徽宗不独是自置窑口烧瓷，对其他艺术门类，道教崇尚自然含蓄，任由天造以及淳厚质朴的审美观，也一直是徽宗不懈的追求。官瓷烧制伊始，为了把这种美学风格体现在自己烧制的瓷器上，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神器以别于其他窑口瓷器世俗的功用性，是为徽宗最根本的艺术宗旨。徽宗自置北宋官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个人喜好和个人玩乐，实乃是朝廷追求规范礼器制作的一项大业，庄重和严肃，否则也无需专门设置新修礼器的机构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徽宗制作和规范朝廷祭祀所用礼器的志行，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铁围山丛谈》等诸多史料和笔记中均不乏记载，其因缘在很大程度上，一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述的那样，正是徽宗认为当时“荐天地、享宗庙之器” 无一合祭祀标准，才发心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并祈“垂法后世”，乃至废汝瓷而自置窑口，并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了北宋官瓷合乎典范造型的这一事业。

官窑贵族气象无法仿制

当时的北宋王朝以朝廷之名，手臂一挥自然便群贤毕至，才华横溢的徽宗帝以独高的才智去摆弄自己的心爱之物，本身就是最高指示和奋斗目标，故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造型，且以议礼局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礼仪神器的既定方针和奋斗目标很容易就能确立下来。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和追求，也绝对是深思熟虑的智慧和天才的禀赋，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庄重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大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独具风范，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奢华，绝对的贵族气象这也当然是其他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文人的文化气质、文化品位和审美胸襟是无法模仿的象的，这不是人人可学的知识，而是犹如老僧禅悟的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这世上如徽宗一样的艺术王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也是后来其他窑口无论怎么努力地模仿北宋官瓷的造型，却总是不伦不类，总也达不到北宋官瓷大气和俊美的根本原因所在。

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

北宋官瓷在造型式样上，以古神器为宗，如龙生子，法脉正传，主要传世器型有瓶、尊、鼎、炉、觚、彝等非民间用品的款式，基本属皇室专有的礼器。不过，润美如玉的瓷器终究不可能完全等同古铜器和玉器，其古铜器和玉器上生动繁华的异形神兽、仙草花鸟等纹饰图案，也非瓷器所能精到的去表达，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干脆舍弃对这些繁琐的形态和文饰的模仿。徽宗对厚釉几近过分的苛求，或许正是为了解决北宋官瓷不能太过于简陋这一问题，让玉润的瓷釉在烈焰中美妙的歌唱之后，北宋官瓷最后幽深的自然开片纹面，终于成为天然的装饰，且以干净洗练的线条脉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北宋官瓷简洁而又流畅的造型之美。

当然，在一些器物上，为防止过于呆板，徽宗恰到好处地饰以几道弦纹去加以变化，使之沉着而又灵动，且极其艺术地加强了胎体的筋骨，这便让胎体更加坚挺，结实，虽釉质厚重，胎骨也神完气足，撑的起朴拙深沉的重量，也经得起火焰长时间的煅烧，以至每件作品，或素面朝天，或筋骨挺拔外露，其随形变化，洒脱自如，均达到了朴实典雅、清水芙蓉的艺术境界，深蓄着徽宗倾心自然的的伟大哲学。在徽宗帝的正确领导和指示下，北宋官瓷 以自身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代崭新的美学，自其问世，徽宗“重神韵，轻雕饰”，崇尚自然的美学理念和风格成为典范，并以其非凡的影响力，为陶瓷界所高山仰止，被陶瓷艺术家们广为接受和效仿。

文房用具匠心独运

北宋官瓷在礼器的造型外，虽其不烧制或根本不需要烧制日常生活用品，但出于个人的爱好，在文房用具方面，却是匠心独运，造型极为经典高雅，作品超尘脱俗，登峰造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故自成一大体系，是为北宋官瓷造型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这一器形的创作不独反映出徽宗个人的喜好和才华，包括蔡京等当时朝廷重臣及文士，对其艺术成就无不为之叹服。其文房用具主要器形有山字笔架、笔筒、水注、水盅、臂搁以及尤适合烧制梅花冰片的各式各样的笔洗，诸如葵口、荷口、寿桃、兽耳等等，变化无有穷尽。

正缘于徽宗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和发挥，北宋官瓷才终于将朴素简单的文房用具，塑造和提升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成为稀世罕有的文房至宝。当然，北宋官瓷的文房作品问世后，其它窑口自是不乏熙熙攘攘追仿，但因其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根本无法与徽宗相比，更遑论徽宗卓尔不群的文人气质了。故而，千百年来，摩肩接踵的效仿者虽不计其数，所仿物件纵然可车载斗量，堆积如山，不过与北宋官瓷传世器物相较，均让人有不伦不类感叹，太缺乏美感了。时至今日，徽宗北宋官瓷的文房用具造型， 仍是天下书桌文案上的第一神品，虽不乏模仿者，却始终无有能超越者。

藉此而言论，仅就北宋官瓷冠绝天下的祭祀礼器和文房用具的艺术成就来说，即可从中体悟到北宋官窑的基本性质：烧制礼器乃是为王朝帝国所用，追求的是国家的礼仪和尊严，绝非民间的商业利益；烧制文房用具则完全属于徽宗个人的爱好，其作品也深蓄着徽宗个人的艺术智慧。而能把文房用具玩到这种精绝的地步，想烧什么烧什么，完全按个人的喜好行事，除了徽宗亲自设置、并能够随心所欲亲自驾驭的窑口，还有哪个窑口能有这样的气度和洒脱？从一定意义上来论，北宋官窑虽以“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建，徽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北宋官瓷的与其它窑口包括汝窑不共的根本特点。

基于这种因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鉴定两宋的官瓷，只要看鉴定的作品是否是礼器，造型是否规整，便可一眼就能断其是否是官瓷。若不合法度，非礼器大气典雅的造型，又不是徽宗极富文化品位的经典的文房用具，无论是什么样的瓶瓶罐罐，都可先将其剔除出官瓷之圈，根本用不着再去考量其什么釉色和工艺了。徽宗的北宋官瓷可不是随意烧制出来的，因为徽宗的官瓷有“宣和博古图”为依据，几乎件件有典，不仅标准、规范、规整且禀赋深意，否则何以称“新成礼器”呢？当下古玩市场赝品充斥，各门类做旧的瓷器琳琅满目，真真假假，真让人眼花缭乱，唯北宋官瓷鲜有作假的器物现世，其终极原因在于，官瓷作为帝王之物，代表着帝王和朝廷的尊严，非但在世上从不买卖流通，在真正意义上，也决不可能作为殉葬物出土，当然，千百年也从未出现过考古发掘的个例。即使有想造假者，只要了解官瓷的出身及使用和收藏范围，必会望而却步，就是真的官瓷传世品也需有清晰的来历，要仔细说明其传承，更遑论什么存疑的赝品了。 寡鲜难觅的北宋官瓷，若非当时的皇族后裔，祖上又非两宋贤相名臣，即便想偷想抢也不可能有机会。故而，熙熙攘攘的古玩市场上哪会有什么可让人捡漏的官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