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探秘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向世人披露了越窑秘色瓷的神韵。学术界对于秘色瓷的研究，随着1987年法门寺地宫发现秘色瓷、1990年首届法门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1995年上海博物馆“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掀起了秘色瓷研究的高潮。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秘色瓷研究的热情似乎有所衰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资料的缺乏。最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再一次进行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不乏秘色瓷资料。基于此，本文拟结合近年来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文献资料及自身的一些新思考，对秘色瓷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后司岙窑址远眺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第一次以实物资料向世人揭开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纱。地宫中出土的一件唐咸通十五年（874）衣物账上明确写道“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与此同时地宫中发现有十四件青釉瓷器，其中正好十三件为碗盘，碗盘的数量与衣物账上记载的数量完全吻合。此外，还有一件八棱净瓶，尽管这件器物在衣物账上没有记录，但我们认为其应属于秘色瓷。该件八棱净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故而这件器物是有特殊用途的，所以就没有与其他的秘色瓷放在一起。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情形

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考古发现，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异议的确定为秘色瓷，故引起了巨大轰动，也引来了新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学界一般都认为秘色瓷是越窑生产的。但是也有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可能是陕西当地生产的，因为法门寺就在陕西，而在陕西有一个耀州窑，也就是唐代鼎州窑，相对来说它在北方的青釉窑场中生产水平是比较高的。鼎州窑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有记载，且被列为第二，说明其青瓷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为越窑生产本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一，从文献记载来看，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来自皇家内库，是贡品，《新唐书·地理志》中明确记载的唐代为宫廷进贡瓷器的窑场有两个，其一便为越州会稽郡，“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这条文献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越瓷上贡中央王朝的记载，据王永兴教授考证，这次土贡发生在唐长庆年间（821—824），即所谓“长庆贡”。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的年代晚于此，处于越窑贡瓷的年代范围之内。

第二，从实物资料来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对越窑中心产地——慈溪上林湖窑址进行调查时，曾于后司岙窑址中采集到八棱净瓶，器形与法门寺地宫出土品形制一致。2015年10月份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对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对出土器物的比对，我们发现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产品几乎都可以在该窑址中找到相同器形的标本。早年间在上林湖曾发现过一件青瓷墓志罐，其上有“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文字记载。

“光启三年”墓志罐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宋·叶寘《坦斋笔衡》云：……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就是说宋代人叶寘就认为 “秘色窑器”是“越州烧进”，而前文中提到的唐代诗人陆龟蒙直接把秘色和越器联在一起，这首诗的题目就叫《秘色越器》，秘色在哪里？那就是越器，这一首诗也是第一次，最早提出越窑和秘色瓷关系的一首诗，所以这个从文献上看，秘色瓷就是越窑生产的。

秘色瓷的烧造地点

那么生产秘色瓷的越窑窑址的具体地点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就是越窑的核心区域——上林湖。1989年慈溪市人民政府计划将上林湖窑址所在地的上林湖水库大坝加固加高，以增加饮用水量，如果这一计划得到实施，那国保单位上林湖越窑遗址就处于被整个淹没的危机之中。为此国家文物局要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一支专业队伍进驻上林湖对上林湖越窑窑址进行详细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保护方案，故而从1990年开始，我们开始对上林湖越窑遗址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上林湖在以前看到的文献或者是报告，一般都叫余姚上林湖。上林湖一直地处余姚与慈溪交界，到20世纪70年代，余姚为了要找一个出海口，把上林湖区域换给慈溪，所以才有了慈溪上林湖。从地图上看，上林湖北边就是杭州湾；现在的329国道，其实是在北宋庆历年间，由当时的余姚县令谢景初主持修建的一条海塘。北宋时期，海塘以外全是滩涂或者大海。上林湖越窑窑址就处于在海塘以内，离海比较近。

多年来的调查工作，上林湖越窑窑址总共可以分为四个窑址群。四个窑址群距离比较近，各具特色，最核心部分就是上林湖窑址群，该窑址群共有117处窑址，其中有汉、三国窑址7处，南朝窑址1处，唐宋窑址109处，其中个别窑址编一个号但存在几个窑址点，总共加起来应该有125处，其中北宋中期以后的窑址少见，北宋晚期的窑址仅有零星分布。此外，白洋湖窑址群，窑业生产从唐代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宋早期。里杜湖窑址群，窑业生产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北宋中期。古银锭湖窑址群，窑业生产最主要的特色是在南宋早期。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到，从唐代开始，整个越窑窑业进入一个新兴阶段。为什么越窑到唐代以后开始兴盛起来？除了越窑制瓷技术提高等内部原因之外，以下几个外部因素对越窑的蓬勃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一，“安史之乱”的爆发。“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战乱，而南方经济比较稳定，“安史之乱”以后，北人大量南迁，整个国家的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

其二，《禁珠玉锦绣敕》的颁布。唐玄宗在开元二年（714）颁布了《禁珠玉锦绣敕》：“朕欲捐金抵玉，塞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今付有司，另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通俗一点讲，就是金银器物是高档用品，大家喜欢用，尤其是上层贵族还是一种身份象征，现在不让用了。金银器不让用，那总得有一个替代品，就要用另一种材料来代替金银，瓷也是一种合适的材料，这就给瓷器生产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所以我们认为这应也是越窑制瓷业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也可看到此时的瓷器生产中大量出现仿金银器的产品。

其三，《茶经》的刊行。唐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陆羽的《茶经》刊行以后，饮茶风气日盛。《茶经》将越窑的产品列为第一，“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当然，这主要是从饮茶的角度，从茶之器方面把越窑产品列为第一，而这在饮茶之风从宗教界、上层贵族，慢慢向普通大众延伸的这么一刻，相当于给越窑做了一个广告，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越窑制瓷业的发展，同样，我们也可看到此时期的瓷器产品中出现大量的茶具。

从对整个上林湖以及周边其他地区的越窑窑址进行详细调查和勘探情况来看，上林湖窑址群是越窑窑场的核心，是最中心的窑场。当然在上林湖窑址群内部，各窑址点生产水平参差不齐，但在后司岙窑址一带生产质量最高，应属于上林湖窑址群核心中的核心，而在后司岙发掘的产品中，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盏托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如碗有花口高圈足碗、玉璧底碗、玉环底碗等，盘有花口平底盘、花口高圈足盘等，这些器物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与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相同的器形，如八棱瓶，还有烧制八棱瓶秘色瓷的专用的匣钵；直径达20厘米的碗盘等，基本上都是满釉。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盘

经考古调查，在这一区域内唐宋时期窑业生产持续，“官”“官样”字款在历次调查与新近的考古发掘中都不止一次的采集到。

耀州窑博物馆藏五代青釉“官”字款标本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盒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八棱瓶

应该说，当时生产的比较高档的瓷器，基本集中在这个区域，尤其是秘色瓷的烧造地点。因为受限于水位，窑场的大部在水面以下，所以2014—2015年我们首先选择了地势较高的荷花芯窑址进行了补充考古发掘，在发掘中也发现了质量比较高的产品，除釉色稍微偏黄一点以外，总的来说制作得也比较规整，而且基本上都是满釉，多见茶具和文房用具。如出土的一种勺，其实就是陆羽《茶经》中的则，“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还有一些典型的唐代器物，腹部成瓜棱状，还有多边形的流、三重构图法体现的莲花、荷叶等。比较重要的新发现是，在该窑址地层中出土了四件内心模印“盈”字的宽圈足大碗，这个是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未见的。“盈”字款在邢窑考古中有不少发现，对“盈”字的解释也有不同意见，但多数是指向大盈库。荷花芯窑址出土的“盈”字款在笔法、书写位置均与邢窑常见的“盈”字款不同，其具体含义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探讨，荷花芯窑址还出土了不少秘色瓷。

荷花芯窑址出土“盈”字款碗

荷花芯窑址出土青瓷则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执壶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盒

后司岙一带除了出土产品质量非常精致、“官”款、“官样”款等以外，其旁边还有一个寺院叫普济寺，《嘉泰会稽志》卷八中有记载“普济院，在县东北六十里，唐大中元年建，号上林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赐今额。在上林湖山西麓，俗谓之西寺……陈康肃公为漕，案行窑所，尝来游。有诗云：山远峰峰碧，林疏叶叶红，凭栏对僧语，如在画图中。今刻石寺中。”联想到宋代寺院经济之发达，我们怀疑这个寺院也曾参与了秘色瓷的烧制。而上林湖也有“佰僧”款匣钵出土，似乎也在暗示这个事实的存在。此匣钵瓷质，属于唐五代时期，为烧造秘色瓷专用匣钵。联想到《嘉靖余姚县志》“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设官监窑，寻废。”北宋赵仁济曾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等事实，朝廷应该设有管理机构于此。

秘色瓷的含义

在窑址调查中还发现了一类釉下褐彩产品，这类产品在吴越国钱镠母亲水邱氏墓也出土过。学界一般将那两件釉下褐彩产品归为秘色瓷，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器物的釉色偏黄，很难说一定就是秘色瓷。秘色瓷应该是有一定的范畴和标准，而不是质量好一些就一定是秘色瓷。

水邱氏墓出土褐彩熏炉

水邱氏墓出土褐彩油灯

关于秘色瓷含义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归纳一下主要有三种。

其一，认为越窑的佳品就是秘色瓷。然而这个定义太过笼统，什么是佳品？佳品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宋代时出现“陶之精者曰秘色”的说法，不但定义比较宽泛，还未必一定是指越窑，所以这个标准显然是不够精确的。

其二，认为秘色瓷为一种青绿色的瓷器。其实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也有略微偏黄一点的，因为瓷器在烧成中是比较复杂的，尤其在龙窑中烧成，影响瓷器釉色有许多因素，不能保证每一件器物都能达到青绿色，不过其烧造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青绿色，而目标与结果并不一定一致。还有人认为“秘”就是“碧”，秘色就是碧色，其实都不够完整。

其三，也是最流行的，主要是根据宋代周辉《清波杂志》中提出的意见，叫“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这里最关键的是“不得臣下用”，就是说这是给皇帝专用的，你一般人是没得用的，这是侧重于产品的性质。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主要的观点都不能说错，但单独某一种观点都不能全面概括秘色瓷的含义，如果把这三种观点结合起来考察，才能真正解读秘色瓷的内涵。

多年来在对上林湖窑址进行调查发掘的时候，发现一种特制的匣钵即瓷质匣钵，它在瓷器烧制当中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用这种匣钵烧制器物时，匣钵与匣钵之间，或者是匣钵与匣钵盖之间，是用釉封好的。就是一件器物放进匣钵后，盖上另一个匣钵或匣钵盖，再用刷子蘸釉在匣钵的交接处刷了一圈。用这种釉刷一圈的匣钵烧制瓷器，器物烧好后釉色特别青绿。晚唐时期的越窑尽管其瓷器的烧造质量非常高，而使用了普通的匣钵，使烧成的器物，其釉色却大多偏黄。但是用这种瓷质匣钵烧制器物与用一般的粗质匣钵烧制器物不同，釉色比较青绿。因为在匣钵交接处刷了一圈釉以后，烧成的时候匣钵里边处在一种强还原焰中，在冷却的时候等于说是这一圈釉全部结牢了，外边的氧气进不去，可以防止在冷却当中的二次氧化。因为氧化了，釉就偏黄了。在强还原焰气氛当中烧成，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比较青绿。这种匣钵与一般匣钵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这类匣钵胎料跟器物的胎料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请上海博物馆专家进行成分分析后得出的结论。用与制作器物相同的胎料制作匣钵另一个好处，就是在烧成的时候使器物和匣钵保持同步收缩，器物在匣钵内保持稳定。瓷器烧成时其收缩率是比较大的，现代龙泉瓷土的收缩率是16%到18%，金华、德清一带的瓷土收缩率要达20%。两种胎料是一致的话，那么在烧成的时候收缩率保持一致，器物在匣钵里保持稳定。如果一个收缩率大，一个收缩率小，器物在匣钵里边就有移动，就会产生器物粘到匣钵或者倾斜，影响瓷器烧成质量。所以用瓷质匣钵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烧成高质量的产品。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就是成本太高。尤其是唐代晚期，其所用之瓷质匣钵又厚又大，胎泥非常细腻，除了本身瓷土质量比较高，淘洗也应该花了很多精力，其成本要比制作一件普通器物要高很多倍。而普通匣钵一般是用粗质的、硬度较大的、耐高温的耐火材料制作。另外从器物标本也可以看到，因为匣钵的胎料跟器物的胎料一致，硬度低，不耐高温，匣钵也很容易软塌，就是在高温下很容易塌掉。所以到五代时期，这种匣钵有所改进，其尽管还是瓷质匣钵，但胎料中已掺和有部分细沙粒，胎壁也比晚唐时期要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这种用釉封接匣钵烧成以后器物的取出是有一定难度的。装烧时，是先把器物装进匣钵，叠上另一个匣钵或者盖上匣钵盖，再在两者的交界处刷上一圈釉，不是先在两者对口之处刷上一圈釉再合上，由于这一圈釉相对比较稀薄，所以在高温状态下，匣钵内的空气是可以从匣钵之间跑出来，烧成后匣钵与匣钵或者匣钵与匣钵盖之间还是可以分离的。但毕竟用釉封接，冷却以后釉就烧结了，要把匣钵打开取出器物，匣钵里边的器物会引起震荡，很容易将器物打破，所以在分离匣钵时必须十分小心。这是成本高的第二个原因。

匣钵本来是可以多次使用的，我们在窑址调查和发掘中经常看到许多匣钵有破损，但修补后尚在使用，直到不能用了才废弃。但这种用釉封接的瓷质匣钵只能用一次。因为被釉粘上以后，经常要把匣钵打破才能把里边的器物拿出来。另外你要保持同步收缩，已经经过高温和冷却，已然收缩过的匣钵也是不能再用了。所以本来可以多次使用的匣钵，现在只能一次性使用。这也是成本高的第三个原因。

所以，烧造一件秘色瓷，其成本比普通瓷器要高很多倍，那么在这情况下其价格就很高，故而不是一般民众所能使用的。另外，古代瓷器的烧成率是很低的。前边曾提到的北宋余姚县令谢景初曾经到上林湖去考察瓷业生产，并用一首诗记录了当时越窑生产的情况，“作灶长如丘，取土深於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栽一二占。里中售高贾，门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冈念。几用或弃朴，争乞宁有厌。鄙事圣犹能，今予乃亲觇。”通俗一点讲，就是他看到的情况是一百件里边他认为比较好的就一两件，当然这一两件不会是一般的普通产品，应该是上档次的或者是给宫廷用的。一百件器物中就一两件是认可的，其烧成率是很低的。一直到民国时期，龙泉宝溪乡的乡长陈佐汉，为了改进当地的瓷业生产，对窑炉进行改进。他在给浙江省实业厅的报告中还讲到“百器之中而获美满完璧者，不过区区数件耳。”也就是说一直到民国时期的瓷器生产，一百件里边比较好的也就区区数件。所以从宋代的谢景初到民国的陈佐汉，都认为瓷器的烧成率是很低的，只有百分之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产量极低。产品供应皇室都不够，一般的人怎么可能用得上，所以《清波杂志》里讲到“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我觉得非常正确。用这种瓷质匣钵烧成的产品，第一是青绿色，第二是佳品，第三是“不得臣下用”，徐寅也说“陶成先得贡吾君”。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而作为秘色瓷，它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就显得与众不同——胎特别细腻，应该比普通的越器淘洗更精细一些；器物制作非常规整，而且还基本都是满釉，如果是为了装烧而刮釉，也仅在器物底部的周边略微一刮。所以精品是从一开始胎料的选择加工、制作的精心规整、施釉的满布纯净，到烧成的特殊工艺，都显得与众不同。所以，秘色瓷是有一定的范畴和标准的，而不是说看上去质量好一点就是秘色瓷。

尽管出土的秘色瓷的釉色并不完全一致，各个时代的釉色也有不同的追求，但总体风格比较接近，就是总体上都是比较青绿、纯净。特别是在吴越国的钱氏家族墓里边出土的一些产品，尽管没有像法门寺一样明确地写着“秘色瓷”，但应该都属于秘色瓷系列。如水邱氏墓（901年）出土的碗，康陵（939年）出土的一批产品，尤其是五代时期康陵出土的产品，总体上釉色也不是真正的青绿，而是有点泛青灰，釉的表面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但产品制作非常精致。不管如何变化，秘色瓷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基本上都是满釉，单件装烧，以釉取胜，基本不见装饰。如果是施半釉或者是叠烧的，圈足都露出来，那就不应该是秘色瓷。

秘色瓷的生产时代

除了前文提到的晚唐五代的越窑烧造秘色瓷以外，到南宋时期，越窑还在继续烧造秘色瓷器。越窑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北宋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宋室南渡，由于特殊需要，越窑一度复兴。对南宋时期越窑烧造的情况，文献有不少的记载，特别是经常被大家引用的《中兴礼书》，“（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器祭样制烧造”。“（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在《宋会要辑稿》中更是明确写明在绍兴元年烧造一次之后又于绍兴四年继续烧造的原因——绍兴府大火，起火、救火，许多瓷器被打碎，必须及时补充，尤其是祭器。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边讲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也就是说，耀州的瓷器跟余姚烧造的秘色瓷是差不多的。但陆游所讲的余姚秘色瓷是不是指南宋时期烧造的呢？《老学庵笔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孝宗淳熙末年到光宗绍熙初年。其卷一说：“予去国（指临安）二十七年复来。”又卷六亦说：“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按周丞相指周必大，淳熙末、绍熙初任左丞相，“今上”“新皇帝”俱指光宗。陆游因周必大推荐，淳熙末年回到朝廷，距他三十九岁孝宗隆兴元年（1163）离开临安，正好二十六七年。以陆游的年龄，南宋以前的秘色瓷似乎是不应该看到的，他看到的应该是离开临安以前看到的余姚烧的秘色瓷，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感慨。

另外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也讲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这就讲得非常明确了，而且这个秘色瓷，“今人率以官窑目之”。就是说，很多人把它当做官窑瓷看待。通过这个文献，我们也知道这些秘色瓷产品风格特征跟官窑非常接近，“不能别白”。所以如果要找南宋时期余姚烧造的秘色瓷，就要找跟官窑风格非常接近的产品。

还有一个文献就是熊彦诗的《应诏上皇帝陈厉害书》：“臣尚有得于耳目之间者：永嘉养兵置局，织造锦袍；余姚呼集陶工，坯冶秘色；钱塘村落，辇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敝袴不假，则锦袍何用？日昃不食，土铏致膳，则秘色何求？”熊彦诗是历史非常有名的一个马屁精，他最有名的就是写了“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就是说，南宋中兴，全靠秦桧。《应诏上皇帝陈厉害书》倒是做了一个臣子该做的事，他上这个书的时候是在绍兴二、三年间。绍兴二年其任温州瑞安知县，其实他这个上皇帝陈厉害书主要是说，皇帝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呼集陶工坯冶秘色？故上书以玩好之弊论之。

当然皇帝是不会听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暂时消停，就要祭祀。要祭祀，就需要烧祭器。因为原来的祭器，在渡江的时候都损失掉了。熊彦诗绍兴二、三年提的意见，估计他讲的“呼集陶工，坯冶秘色”的事情，就是《中兴礼书》讲的绍兴元年高宗烧祭器这个事情，这个里边就有烧秘色瓷。

另外在史浩的《祭窑神祝文》里边，讲到“比者宪台有命，埏埴是营。鸠工弥月，巧历必呈。惟是火齐，造化杳冥，端圆缥碧，乃气之精。兹匪人力，实繄神明。是用奔走，来输其诚。有酒既旨，有肴既馨。惟神克享，大侈厥灵。山川辑瑞，日月降晶。俾无苦窳，以迄有成。”史浩，绍兴十五年（1145）登进士第，调余姚县尉。“宪台有命”，表明此次烧窑是官府所命，“端圆缥碧”，所烧之物为青瓷。“鸠工弥月”，显然是临时性的烧造任务，仅一个月就完成制坯，即将入窑烧变。当然，弥月是一个常用的词，不一定实指一月，关键是他的产品，叫端圆缥碧，应该指的就是秘色，在烧秘色瓷的时候，要祭窑神，所以他专门写了一篇祭窑文。

从文献来看，南宋时余姚烧秘色瓷是有一定信息的。那么这个南宋烧秘色瓷的窑址主要分布在哪里？根据多年的调查，主要分布在慈溪古银锭湖一带，有低岭头、寺龙口、张家地、开刀山等几个窑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窑址烧造呢？我们认为，鉴于瓷器烧成率低下，接到任务如“宪台有命”以后，时间又那么紧，一个窑场是肯定来不及烧造的，必须要几个窑同时烧造，才能完成任务。当然这个“宪台有命”不是真的是给宪台烧的，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多次看到古代宫廷用瓷交由地方政府，如转运使、州军、府县负责烧造的情况。我们曾经对寺龙口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实也发现了一批南宋早期产品。在南宋早期的产品中，主要分为传统越窑青釉产品和官窑型产品两大类。传统越窑风格的青釉瓷器质量悬殊，可分为粗细两种。粗者，以碗、盘等饮食器为主，其釉色以青泛灰为大宗。精细者，为青绿色，釉面光润，胎质细腻，胎壁较薄，造型端庄古朴。也有在器物底上刻有“御厨”款的，那就很明确了，这些器物就是给皇帝烧的，给皇帝用的。另一类官窑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月白，乳浊、半失透状，釉面滋润而含蓄，同上述传统风格截然不同，而与北宋汝窑风格却颇为相近，同其后的南宋郊坛下官窑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釉层略厚，色调浅淡，一般无花纹装饰，有许多瓷器从断面可清晰看到有多次上釉的迹象。从李日华“今人率以官窑目之”看，他指的秘色瓷肯定不是传统越窑的那种产品，而应该是指官窑型产品。

官窑型的天青釉瓷器可看出器类的有碗、盘、罐、洗、炉、瓶、花盆、唾盂、鸟食罐等。内底一般均无叠烧痕迹，碗、盘、洗、罐等器物外底多有支钉痕迹，支钉数以5个居多，少数足缘刮釉，底足露胎。多为拉坯轮制而成，极个别系捏塑制成。胎质细腻，胎色多呈香灰色，与汝窑非常相似。当然这个支钉支烧工艺尽管与汝窑相似，但精细程度无法跟汝窑媲美，汝窑用的是很细的芝麻钉，而越窑的支钉很粗，这与胎料有关。南方的胎料Al2O3含量比较低，一般在百分之十六、十七，最高的也到百分之二十多一点。北方就不一样，含铝量比较高。一般Al2O3含量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甚至到百分之三十五。含铝量高，硬度就大，反之硬度就低。硬度低，如果支钉做得很细的话，就承受不了支撑器物的重量，即使支钉能够承受，器物的胎硬度不够，也是承受不了，所以它必须用这么粗的钉。而这些官窑型天青釉秘色瓷，以前并不被大家所认识，部分器物也确实如李日华所说，被“率以官窑目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修内司官窑弦纹瓶，釉中都是密密麻麻的气泡，与南宋越窑官窑型产品风格一致，其实就是南宋越窑烧的，当然也应该叫秘色瓷。

唐代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南宋秘色瓷，那北宋时候烧不烧秘色瓷？还有一些产品非常精致，包括龙纹、对蝶纹，还有越窑刻单字款产品，如北宋元德李后陵（1000年）“千”字款云鹤纹套盒，辽韩佚墓（995年）“永”字人物宴乐纹执壶，还有最近在辽萧贵妃墓发现的一件注壶，世人都以秘色瓷相待。但这类器物是否是秘色瓷，答案却并不一致。从古代文献对秘色瓷的定义来看，其关注的焦点是形与色，尤其是色，本身秘色就是着重于色，看重的是釉色，不管是作为秘色瓷的标准器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还是与秘色瓷相关的五代耀州窑、汝窑、高丽青瓷、官窑、龙泉窑，都是以釉取胜、不重装饰，而这些器物尽管很精致，釉色也漂亮，但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却是他的装饰。而且古代文献中讲到秘色瓷的时候，数量都是很少的，特别是记载秘色瓷较多的文献如《十国春秋》《吴越备史》等，凡是提到钱氏进贡秘色瓷的时候，都是有限的五十事、二百事等，但讲到越器，或者是金扣越器，银扣越器，或者是扣饰越器的时候，数量就相对很多，一万、五万都有。就是说越器和秘色瓷尽管都是给宫廷烧的，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秘色属于越器，但越器不一定都是秘色瓷。因为给宫廷烧的越器可能会很多，但是真正的秘色瓷，其实它数量是很少的。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是如何记载钱氏所贡瓷器的。

《十国春秋》：

“（宝大元年）秋九月王遣使钱询贡唐方物，银器、越绫、吴绫及龙凤衣丝鞋履子，又进万寿节金器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衫丰殳、秘色瓷器……龙带御衣、白龙脑、红地龙凤锦被……”

“（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唐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贡晋，铤银五千两、绢五十疋、丝一万两，谢封国王恩。又进细甲银弩箭、扇子等物，又贡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细酒、糟姜细纸等物。”

“（乾祐二年）十一月甲寅，王遣判官贡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绫、绢、茶、香、药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等物。”

“（开宝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赐王生辰礼物并御衣红袍一副，金锁甲一副及驰马百头。是时，王贡秘色瓷器于宋。”

“宋师伐江南，惟治从忠懿王帅兵下常州，策勋改奉国军节度使。忠懿王朝宋，命惟治权发遣军国事。王还，令惟治入贡。惟治私献涂金银香狮子、香鹿、凤鹤、孔雀，宝装髹合，釦金瓷器万事，吴缭绫千匹。”

从《十国春秋》记载的情况看，其讲到秘色瓷数量的时候，除了没有明确数量，有具体数字的“二百事”是最多的了，哪怕是扣金瓷器，数量也是比较多，所以从字里行间看，秘色瓷器应该是比扣金瓷器档次还要高。

《吴越备史》：

“（太平兴国八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赐王生辰礼。翌日，王遣世子惟浚贡上白龙脑香一百斤，金银陶器五百事，银二万两，黄金一千两。”

“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今取其大者，如……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余事……”

《吴越备史》里边仅讲到金银陶器和金银饰陶器，没有明确提到秘色瓷。

《册府元龟》：

“（同光二年）九月，两浙钱镠遣使钱询贡方物，银器、越绫、吴绫、越绢、龙凤衣、丝鞋屐子，进万寿节金器、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衫段、五色长连衣段、绫绢、金棱秘色瓷器、银装花榈木厨子、金排方盘龙带、御衣、白龙瑙、红地龙凤锦被、红藤龙凤箱等。”

“（清泰二年）九月甲寅，两浙贡茶、香、绫绢三万六千计。是月，杭州钱元瓘进银绫绢各五千两疋、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天福六年）十月己丑，吴越王钱元瓘进金带一条、金器三百两、银八千两、绫三千疋、绢二万疋、金条纱五百疋、绵五万两、茶三万斤，谢恩加守尚书令。辛卯，又进象牙、诸色香药、军器、金装茶床、金银棱瓷器、细茶、法酒事件万余。”

“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即位。十一月，两浙钱弘佐遣使进铤银五千两、绢五千疋、丝一万两，谢恩封吴越国王。又贡细甲、弓弩、箭、扇子等，又贡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细酒、糟姜、细纸等。”

“（广顺二年）十一月甲寅，两浙钱弘俶遣判官贡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金银器、绫、绢、茶、香、药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酒等。”

“（广顺三年）十一月乙亥，两浙钱弘俶贡谢恩绫绢二万八千匹、银器六千两、绵五万两、茶三万五十斤、御衣两袭、通犀带、戏龙金带、香药、瓷器、银装甲仗、法酒、海味等。”

《册府元龟》提到秘色瓷数量同样很少，有具体数量的是“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会要辑稿》：

“（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濬进长春节浑金渡银狮子一对一千两、细衣段十匹、乳香二千斤，又进宫池银装花舫二、金酒器一副、金香狮子一、金香合一、金托裹玳瑁碗十、碟子二十、金棱牙茶床子十、红藤盘子一、金渡银果子十钉、龙凤翠花十株、金棱七宝装乌纹木椅子、踏床子、金银棱宝装床子十、银装椅子十、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银棱盘子十、银装笼子十。”

“（开宝九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涂金银香狮子并台重千两，金银香鹿一对重千两，涂金银凤孔雀鹤三对重三千两，白龙脑十斤、金合重二百两，大绫千匹，宝装合盘二十只，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三日）俶进金银食奁二、红丝络银榼四、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银匣二。”

“（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俶进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十万疋、绫二万疋、锦十万两，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瓷器五万事，锦缘席千，金银饰画舫三、银饰龙舟四，金饰乌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盏斝各一，金饰玳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盘二、金釦雕象俎十，银假果十株、翠花真珠花三丛，七宝饰食案十、银樽罍十、盏斝副焉，金釦瓷器百五十事、雕银俎五十，密假果、翦萝花各二十株，银釦大盘十，银装鼓二、七宝饰胡琴五弦筝各四、银饰箜篌方响羯鼓各四、红牙乐器二十二事，乳香万斤、犀象各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

“太平兴国八年秋八月王遣世惟浚贡宋帝白龙脑香一百斤，金银陶器五百事。”

“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绯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

《宋会要辑稿·蕃夷》载：“开宝六年(973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贡……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就是一百五十件。当然这个件，有时候是一套如盏与盏托是一事。但瓷器就多了，一次可达五万事，就是说秘色瓷跟越器在古人眼里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秘色瓷是越器里边最高档次的，哪怕是金扣越器似乎也够不上秘色瓷的层次。这个越器的五万事，都是进贡给皇帝的，我想大量的东西应该是指越器，而不是指秘色瓷。

《宋史》：

“王师讨江南，惟治从俶率兵下常州，策勋改奉国军节度。俶入朝，命惟治权发遣军国事。俶还，令奉币入贡，抚谕命赐甚厚。惟治又献涂金银香师子、香鹿、凤鹤、孔雀，宝装髹合，釦金瓷器万事，吴缭绫千匹。”

“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户。俶贡御衣，通天犀带，绢万匹，金器、瑇瑁器百余事，金银釦器五百事……三年三月，来朝……俶贡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屯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越器五万事，锦缘席千，金银画舫三、银饰龙舟四，金饰乌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盏斝各一，金饰瑇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盘二、金釦雕象俎十，银假果树十事、翠毛真珠花三丛，七宝饰食案十、银樽罍十、盏斝副焉，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银俎五十，密假果、剪罗花各二十树，银釦大盘十，银装鼓二、七宝饰胡琴五弦筝各四、银饰箜篌方响羯鼓各四、红牙乐器二十二事，乳香万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

《元丰九域志》：

“越州会稽郡……土贡越绫二十匹、茜绯花纱一十匹、轻容纱五匹、纸一千张、瓷器五十事。”

《嘉泰会稽志》：

“战国秦汉而土贡杂物无所登载，至唐颇多，若编纹纱、宝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丹砂，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皇朝务从蠲省，以《祥符图经》《元丰九域志》参考之，承平之久，虽微有增益，然以匹贡者，为绫二十、排花纱十、轻容纱五，表纸千张，瓷器五十事。今贡轻容纱五疋、越绫十疋而已。”

《锦里耆旧传》：

“（永平二年二月）丁巳，梁遣光禄卿卢玭、阁门副使少府少监李元来聘，推帝为兄，书曰：夫唐虞致治……银棱秘色䤬锣二面……”

不管是《元丰九域志》还是《嘉泰会稽志》，提到的都是瓷器五十事，这应该指的是秘色瓷。《锦里耆旧传》讲到银棱秘色䤬锣两面，凡是讲到秘色瓷器具体数量的时候，都不会很多，就没有看到过超过两百事。这个䤬锣尽管有学者提出过不同见解，其实就是类似于洗的器物。所以秘色瓷和越器尽管都是贡瓷，且秘色瓷属于越器，但两者层次是不一样的，上面列举了这么多的文献，有的是不同书中讲的同一件事，就是想说明秘色瓷与越器是有区别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宋时期那些越窑的精品，包括前面提到的越窑单字款器物，动辄上万，不一定能够称得上秘色瓷，许多学者认为吴越国进贡了几十万件秘色瓷，其实是错误的。

余论

关于秘色瓷，有学者认为唐五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秘色瓷的概念变了，其实我们从文献所记载的与秘色瓷相关联的几个窑场生产的产品来看，秘色瓷的概念始终如一，它追求的目标一直未变，我们把从古代文献中认为烧秘色瓷的窑场生产的产品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从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到五代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再到耀州窑五代时期生产的刻“官”乳浊釉产品、北宋时期的汝窑、南宋早期越窑低岭头类型产品、南宋郊坛下官窑、龙泉窑黑胎青瓷产品等，尽管其不同时期，各窑有不同的特点，各地胎料的不同，导致产品的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产品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窑场，但釉色非常接近，也基本上没有装饰纹样。古人也是把它们归为一类即秘色瓷的，它们都属于一个秘色瓷的系统。

陆游《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赵秉文《汝瓷酒尊》：“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

庄季裕《鸡肋篇》：“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蒋祈《陶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当然，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高丽时期的部分青瓷，也归为秘色瓷系统，不仅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讲到 “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把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相提并论，在徐兢看来，汝州新窑器和高丽青瓷都是与越窑秘色瓷风格一样的。在太平老人《袖中锦》中则直接将其称为高丽秘色，“……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当然对此书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

另外一个似乎可以归为秘色瓷系统的是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产品，关于张公巷窑址，学界对其生产年代意见不一，根据发掘者的判定，其年代为北宋末到元代，显然这个年代判定由于种种原因是比较宽泛的，对其性质，当年曾开过一个专家论证会，认为其为北宋官窑，现在更多倾向于为金代官窑，如果从器物的风格看，张公巷窑址出土产品与汝窑相近，具有较多的宋代特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周纲尝知梁县，烧造假秘色甆器以事蔡攸”的记载，而蔡攸得宠于徽宗，历任龙图阁学士、淮康军节度使、宣和殿大学士等要职，宣和五年（1123）领枢密院事，随即又任开府仪同三司、少保等重要职务，后改任太保，封英国公，靖康元年（1126），钦宗即位，蔡攸被接连贬往永州、浔州、雷州、万安军居住，不久钦宗又遣使者在贬所将其诛杀。既然“以事蔡攸”，那就是北宋晚期的事，不管他烧的是秘色瓷还是假秘色瓷，总都属于秘色一类，自隋文帝开皇四年（584）置伊州，隋炀帝大业初改伊州为汝州，治梁县城，即梁县与汝州的治所同在一地，故汝州张公巷极有可能就是周刚“烧造假秘色瓷器”之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叶寘《坦斋笔衡》关于陶器的记载：“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秘色窑器开始以后，一直到后来的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再到江南龙泉县窑，包括官窑，其实是叶寘对秘色瓷发展系统的一次梳理，是一篇秘色窑业史。争论了半天，宋人早就讲得很清楚，这些窑场都是秘色瓷系统。现在对秘色瓷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秘色瓷的含义所造成的。

前述因为秘色瓷的产量很低，数量很少，所以到清代的时候，乾隆皇帝才会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的感慨，什么意思？就是说官窑还能看到，李唐的越器看不见了，人间无了，当然它这个李唐越器肯定是指秘色瓷，如果光是越器的话，还是会有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应该是有机会看得到的，所以从乾隆皇帝发出的感叹来看，秘色瓷不可能有很多，不会像今日我们经常听到我这个是秘色瓷，我那个是秘色瓷，反正稍微好一点的越窑瓷器都叫秘色瓷了，其实都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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