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书法作品——曾巩《局事帖》的争议，你且看如何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汉族， 建昌军南丰（今 江西省 南丰县）人，后居 临川，北宋 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

在没有看到《局事帖》之前，听到朋友告诉我这个信息时，我就想，当年《食鱼帖》和《妹至帖》可有好瞧的了，论名气，怀素和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应该怎么都要比曾巩强，曾巩尚且都能卖出1.08亿元，遑论前者。 世上唯一，没法比较，猜想一下帖子的完整性 。

论文章，曾巩的名气可大，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论书法，平生缘浅，从没见过曾巩的字，若不是中国保利2009秋季艺术品拍卖，恐怕到老也只是个想象而已。时下，每当一件古代名家的作品出现在拍卖会上时，总是引起人们对其真伪的热议。当然，这件《局事帖》也不能例外。

不过，我想就《局事帖》所引出的一些问题和大家茶余饭后的闲谈，不敢曰指路，只是觉得有意思，随想随说，信口开河，一定是肤浅，可撺掇着大家都加入这个讨论，这便是抛砖引玉了.书画鉴定，大凡都从比较中来，用句现成的话：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对于像《局事帖》这件落款有“巩再拜”以及一枚水蜜印“曾巩再拜”的字样上得知是曾巩的作品之外，人们再也没有看到曾巩存世的其他墨迹。

就《局事帖》而言，因不能和曾巩其他墨迹比较，说是就是，说不是还难了。当然，印鉴是否也可作为这件东西的旁证，我们停会儿再说。如果单就这件书法作品讨论，难免会堕入真假是非的争辩之中。不用想，结果自然是辩论的双方都各执一词，没完没了。

由于《局事帖》上的收藏印章不少，真伪问题也可能集中到这方面，而这些印章可不是没有比对的，其中真假、仿刻的，历史上早有言论，我们不烦一一比对，权且一带而过。

《局事帖》上荦荦大名者是明代的何良俊、项元汴，清代的安琦诸人，钤盖的印章都为大家熟悉，如明代项元汴的“墨林山人”“项元汴印”“檇李项氏家宝玩”“项子京家珍藏”、何良俊的“清森阁书画印”以及清人安琦的“仪周鉴赏”、“翰墨林鉴定章”等，至于说这些印鉴的真伪，既然我们前面说了一带而过，读者可径去《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中寻找、比对这些人的印章，相信可以获得一些收获。

日前，因《局事帖》因缘，与赵力华、王一之、柳玠趺诸位先生闲聊，大家赏玩曾巩这件书法的时候，发觉这个帖子可能不全，因为起手一句“局事多暇”之后，便发上牢骚了，这于书信来说，未免突兀，说实在的，也够“新颖”。这件信札是写给“无党乡贤”的感谢信，因信中有“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的谢辞。那么，作为六一门下的曾巩，难道不知道写信的时候要先自报家门吗？

举如欧阳修《灼艾帖》“修启，多日不相见诚以区区……” 北宋吕大防与章质夫札“大防启，亟辱示问……” 北宋人傅尧俞致友人书“尧俞再拜……”

苏轼《新岁展庆帖》“轼启，新岁未获……”

凡此种种，逮至南宋，这种与人书信先自报家门的做法一直沿袭，殊未改观。

我们遍观韩世忠、刘光世、张俊、陆游、范成大等人的书札，亦复如是。

于是，我们几个开玩笑说，还有一纸！但能写什么呢？

王一之先生说：“决非，观此件文意词句，表达清楚，除了信的开头存疑之外，其他并无不周之处。”

赵力华先生也讲：“若就简单一句，'巩启’或'巩再拜’之类的缺失，断乎不可敷衍另纸，云何落笔？再者，据报料介绍，此信书在宋版《三国志》之后，若对折视之，右页便要涨出三分，如此怎可成书？”

柳玠趺先生也说：“若就礼数来讲，给人写信岂能用废纸？”

想至此，大家异口同声说：公文纸印书！

于是，此件开头缺失自报家门一事，便顺理成章了。

前些日子网上讨论《局事帖》用纸是北宋还是南宋。持南宋论者，认为此件必伪，理由简单，北宋人不可能在南宋纸上写字；持北宋论者，认为《三国志》最早的刻本为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曾巩完全有可能用此纸写信。但说不通的是信的开头和礼数问题，理由见上。

那么，是否是持南宋论者，歪打正着？

宋时公库常用故纸废牍印书，世称公文纸印本。这种将公文纸重复使用，在背面印书的故实，钱竹汀《十驾斋养新录》中已有考论。作为文物的见证是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人佚简》，其中记录了当时下级官员给上级官员的礼节性文书。这些书简皆宋人手札，笔墨古雅有致，是不可多得的宋人墨迹资料，弥足珍贵。在这些手札的背面，后来被用来印了王安石的文集，缘此这些珍贵的手札才得以书本的形式保存至今。

国外在利用故纸的问题上也不乏例证，如传为日本著名书法家藤原行成的《临王羲之尺牍》中的《秋荻帖》即写在从中国传去的《淮南子》（淮南鸿烈兵略间诘第二十）背面。

再说到《局事帖》的不完整地方，似乎就是为了符合印书用纸的宽窄，裁去了“巩启”或者“巩再拜”之类的字句，如果再加上比对后世的一些收藏印章，尤其是钤盖的地方，前后对齐，恐怕也是因书而见字。简言之，收藏者见到的《局事帖》，就是缺少自报家门一句的，大抵如是不复赘言。

如此一来，是否皆大欢喜？当然大家要见仁见智了。

进士出身、读书人、文官，进而猜想曾巩的书法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抚州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曾巩自幼与兄长一道读书用功，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39岁那年考取了进士，后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从此步入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1082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

从这一段不长的履历中，我们了解到曾巩是个读书人，进士出身，当过不大的官而已。但是作为文官的他，书法怎么样呢？肯定地讲，应该算不上是家，否则历代有关书法的言论中怎么没有提及？这当然是看到《局事帖》我们困惑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凭空揣测。

曾巩尽管未被书法史提及，是不是还应该将他放在能书或者善书的位置上？我看行。原因很简单，看他编校史馆书籍、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修撰到拜中书舍人，哪一个位置上不是和笔墨打交道？明清以后有所谓“台阁”、“馆阁”之书法，那是到了一种极致。

就宋而言，艺术式的书法和公文式的书法也是绝对存在的，想象中的曾巩书法，虽然一定下笔不类李建中、林逋、范仲淹、苏轼、蔡襄等人，但也不致比王安石还差吧？书史中还每每提及王荆公呢，想来古时亦有书以人名之实也，必是王安石的官儿当得大的缘故，遂致书坛热捧了王安石冷落了曾子固！

欧阳修当年见到曾巩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欧阳修与曾巩临别之际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对其际遇表示同情，对于“蓄道德能文章”的曾巩不吝词句的大力赞扬“……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万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说曾巩善书能书并不为过。况且，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一文中说其兄：“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这两条，一是说明了其兄小时候就机灵，二是告诉了我们其兄记忆力特强。尤其是后者，我们不能忽视，举凡习书者，罔不经过描、临、背、意这几个阶段，而这几个阶段每层递进都是对记忆力的考验。

记忆力超众的人，每每比记忆力差的人要好许多。退一步讲，即便曾巩无心作书家，也不是一般庸手，其超强记忆力便可证明。我们进而猜想曾巩的书法，倘世上还有第二件曾巩书法可以与《局事帖》比较，其必是干禄体而非“经生书”。

《局事帖》和曾肇《行复岁暮帖》比较 曾巩的书法，除了此件《局事帖》外，再无可寻觅，但其弟曾肇的书法，却可以借助网络的方便，得以一观。向为人知的就是《行复岁暮帖》，该件书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录如下：

肇奉别。行复岁暮。倾乡实倍常情。但公私纷纷。为问不数。甚自愧也。别纸丁宁。岂惟益友忠告之谊。亦出于忧国恳恳之诚。反复数四。不胜感叹。衰拙于此。岂能恝然。但再三则渎。终恐无补尔。余非会面。不究所怀。远书万一流落。不可不虑也。海陵过此相见。诚如所谕。广陵之传，乃邸吏误报。乘流得坎。任其自然。未尝以此为念。上下匮乏。所在皆尔。非独彼也。岁晚益寒。强食自爱为祝。肇又上。

曾肇（1047—1107），字子开。曾巩幼弟。自幼聪慧好学，师承其兄曾巩。重儒学，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章法。为官40年，历英、神、哲、徽四朝，在朝任过礼、吏、户、刑四部侍郎和中书舍人，对朝中事敢直抒胸臆；在14个州、府任地方官时，多有政绩，为人称颂。大观元年（1107年）卒。卒后30余年才被追封为曲阜县开国侯，赠少师，谥“文昭”。著有曲阜集4卷，又有西掖集、内则外则等书，并传于世。 曾肇之名虽在书史中亦不彰显，但观其书，当在乃兄之上。既然不为判定真伪，我们不妨再异想天开举些兄弟书法，或可“佐证”。 一是蔡京与蔡卞，二是苏轼与苏辙。历史上兄弟书家、父子书家比比皆是。仅举此二例并非要误导大家，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是兄不如弟，如蔡卞之于蔡京，一个是弟不如兄，如东坡之于子由，但他们的差距是在“伯仲”之间，并非距离遥远。

曾肇《行复岁暮帖》用笔纯熟，点画牵引自然，通篇有些苏书的味道。即便是有些字写得不够到家，但因不是书碑而是手札，不必笔笔非收束得体，看者得其亲切自然也就够了，所以《行复岁暮帖》还是一件相当流畅耐看的书法作品。

《局事帖》在字形结构上有失水准，有些偏旁部首的写法让人看了不免疑窦丛生，如“宝盖头”“走之”以及“门”的行草写法等，点画牵引连带出入笔，貌似纯熟，实则犹豫。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偏侧锋用笔过多，有宋一代，这样的用笔还不多见，即便是善使侧锋的米芾、张即之，也无如此扁薄，米芾虽“风樯阵马”但不掩“沉著痛快”，樗寮虽笔意险峭，但不失“古雅遒劲”。我的意思不是将曾巩和他二人比较，而是藉以说明纵使侧锋，也不可如此靡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