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国家重要客人的宴会，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外宾，以及政府的名义外国援华人员，以及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人士的宴会。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国宴的规格积极高，当然政治影响也非常大。国宴用瓷器在新中国见过之处就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今天说说新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继1952年建国瓷研制后，1960年初国家曾组织主要产瓷区景德镇、醴陵、唐山、福建、广东等地试制国宴瓷样品，并在1960年6月4日和6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两次大型鉴定会，通过鉴定对所送样品均不满意，要求继续试制。1961年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当时国情决定各送样地区延缓国宴瓷的研制。1963年国内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庆节时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五千人的大型国宴，原有国宴瓷损坏不少，只得临时从北京各大宾馆、饭店借用，暴露了瓷器规格不一、杂乱无章不够用的问题，此事还惊动了几位副总理的关注。

由于湖南醴陵一直未间断国宴瓷试制，加之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一直使用由醴陵生产的蝴蝶兰胜利杯，就决定由醴陵负责国宴瓷设计生产，其他产瓷区也将历年设计上送的样品一一陈列供醴陵参考。1963年11月7日—8日，人民大会堂邀请在京著名美术家田世光（工艺画家）、周令钊（装饰画家）、雷圭元（中国工艺美院院长）、梅健鹰（中工美教授）、张正宇（舞台设计家）、张锷（北京美术馆副馆长）、吴镜汀（国画家）、杨亚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美术专家）及湖南省美协主席张一尊、副主席陈白一、湖南省工艺美术家李昌鄂等进行两天鉴定。11月10日又邀请湖南在京领导张际春、曾三、袁仼远、曹瑛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孟旭、文教办主任黄滨等进行鉴定，大会堂厨师、服务员、工作人员和北京饭店的厨师也参与鉴定并提了许多建议，最后选定国宴餐具、便宴餐具及茶具、烟具等54个规格品种35种装饰花面，集中全国各产瓷区送样的优点，其中绝大多数装饰花面选择醴陵设计。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推荐了编号139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作为国宴餐具图饰，此花面原系景德镇在“建国瓷”设计生产时由祝大年、施于人、高庄等设计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当时编号139，此次生产国宴瓷决定改原青花为醴陵独创的釉下海蓝色。1963年11月醴陵陶研所50余人到艺术瓷厂参加国宴瓷研制，经过四十天奋战，完成了54个品种修改定型试制任务。1964年1月将所有品种配套成620件再次送人民大会堂审查鉴定，1月9日通过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组织的最后审查，1月10日经李富春副总理批准，国家经委向湖南省经委下达了《为庆祝国庆15周年，要求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制作国宴餐具、茶具12万件》的正式文件。随即，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董俊峰与艺术瓷厂（即群力瓷厂）副厂长吴铮签订了正式生产协议。从此艺术瓷厂开展了国宴瓷生产的大会战。在醴陵瓷器公司统一安排下，集中了优秀制瓷技术人员68人，生产工人388人，其中成型152人（注浆14人，手工拉坯92人，机械旋坯46人），釉下彩绘工人165人，其他工种熟练工人71人，几乎囊括了醴陵全部制瓷精英。湖南省轻工厅还抽调4名专业工艺美术设计人员参与国宴瓷花面设计，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派车送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率技术人员赴怀化雪峰山考察，并运回世界上最好的制瓷原料大球泥。瓷土配方技术人员在原“三馆瓷”配方中加入大球泥，经多次试验，成功筛选出359号、371号两种坯料配方和与之相配的187号釉料配方，保证了这批瓷器烧成后胎质达到“白如玉、坚如铁、薄如纸、声如罄”的最高境界。陶研所陶梅春、李佑安等研制低温无铅色口釉获得成功并首用于国宴瓷的生产，使国宴瓷在安全无铅毒下口感更舒适。国宴瓷的生产者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64年8月底完成了国宴瓷生产任务。计有9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

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国家采用国宴瓷最多的一年。国宴瓷的生产不仅是湖南醴陵最大的任务，也是国内从未有过的国家用瓷大批量生产。人民大会堂管理处董俊峰处长和艺术家杨亚人同志亲自到国宴瓷生产地查看并指导国宴瓷生产情况。据《群力瓷厂志》记载：1964年1月15日，人民大会堂管理处马振峰和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吴铮在北京就生产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在协议书上签字，即8大项目、44种，总数量为165350件，金额194440元。与后面实际交货数不同。据笔者考证，这两者并不矛盾，一个是实际完成交货数，另一个是协议数。按当时的国情，协议数是必须完成的国家任务底线，而实际交货数是可以突破并还会受到国家表彰鼓励的行为。据当时具体指导此项工作的醴陵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统计表明：当年8月醴陵完成任务实际交货数为178367件，分别是：

（1）6000人宴会准备的国宴餐具18个规格，釉下海蓝色缠 枝牡丹纹（即139花面）装饰，计104255件。

（2）便宴餐具18个规格（16个与国宴品种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6917件。

（3）高级便饭餐具17个规格（6个与国宴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计490件。

（4）茶具4种1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兰草、松树、荷花、牡丹、梅花、枫叶、菖兰八种花面装饰，共52585件。

（5）胜利杯带托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松树、蝴蝶花、枫叶四种花面装饰，共计4000件。

（6）烟灰缸5种，共计3470件。

（7）长四方形烟盘1种400件。

（8）扣碗（蓝边）1种6000件。

（9）糖缸、奶罐各一种250件。

以上九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

参加国宴瓷试制和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员和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艺术瓷厂厂长巢丰鑫、副厂长吴铮、刘绍才负责管理和组织。陶瓷研究所罗正顺、邹高玉、李维善、张复森、李万香、姚道德负责原配方研制；艺术瓷厂工程师梁六奎、技术科科长刘金尧负责生产成型工艺，还有陶瓷研究所梁明仁，艺术瓷厂韩建国、李雪钦、梁雪棠、杨海明等分别负责成型刁削、旋坯、注浆、制模等各种工作。

瓷器公司技术科烧成工程师王盛开负责烧成工艺。

陶瓷研究所工程师林家湖、设计人员邓文科，艺术瓷厂设计人员丁华汉、唐汉初负责花面设计和釉下颜料调配。前后参加国宴瓷花面设计和颜色调配的还有陶瓷研究所的吴寿祺、李丕雄、熊声贵、邓景渊、王德和、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

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

艺术瓷厂杨大均、徐能文承担了釉下颜料统一配色及管理。

此次国宴瓷虽器型、花面不同，但统一采用“湖南醴陵”方章款，不仅数量、器型多，花面装饰简洁明快，色彩优美，而且胎质洁白如玉，深受中央国家机关青睐。不少单位和有涉外接待任务的宾馆饭店纷纷赴醴陵订购瓷器，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家庭也是这批国宴瓷和随后二十多年间醴陵为人民大会堂补送的国宴瓷的使用者。以139花面国宴瓷为例，此类国宴瓷曾被毛主席选用，作为他的生活瓷，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中还藏有不同时期这种纹饰的餐具20余件。毛主席70岁生日宴请陈永贵、董家耕、邢燕子时使用的是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周总理宴请外宾时也常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也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胜利杯。1988年在全囯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使用釉下蓝彩139烟灰缸。

继醴陵1964年生产第一批国宴瓷后，几乎每年都要为人民大会堂生产国宴瓷以弥补耗损，这些历年补送的国宴瓷我们称之为国宴补充瓷，与首批国宴瓷相比瓷质较接近，都采用大球泥配方，只是底款根据时间不同而变化，“文革”中采用“环球款”，上世纪70年代初改用“中国醴陵”，80年代初用“醴陵群力”方款，80年代中期用棕色双凤款，90年代以后用带注册商标标志的蓝色双凤底款。从80年代中后期始，大球泥开采殆尽，国宴瓷坯料配方也作相应调整，瓷质较以前差距逐渐加大，到上世纪末普遍采用广东潮州泥配方，瓷质白度和透明度改进很大，但润泽度和玉质感却无法与原国宴瓷相比。国宴瓷花面从设计至今已近五十年，有些仍被人民大会堂采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的胜利杯器型和花面至今仍是原醴陵生产国宴瓷时设计的，仍由湖南醴陵生产供给，也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国宴瓷特别是早期国宴瓷已成为新中国陶瓷收藏新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