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这句话说的自是不错。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对于文物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有效的行动。可惜，近代中国的软弱，也让很多国宝重器历经磨难曲折。收藏君要给诸君讲起的这几件国宝级文物更是身世坎坷。 废品堆里淘出的“镇馆之宝” 班簋高22.5厘米、口径25.7厘米，圆腹，腹部有四个半环形兽首耳，并连接着四个内卷象鼻形足，通体有精美的兽面纹饰。最难得的是器内有198个铭文。从文字中可以得知，它的主人是3000多年前周穆王时的贵族。铭文记录了他受周王册封和他父亲随周王平定东国之乱的功迹，铭文的最后一句是“子子孙多世其永宝”，以让他们家族的子子孙孙记住祖先这段光辉的历史。
班簋为中国西周中期青铜器。穆王时毛班所作。何时何地出土无考，为清宫旧藏，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散出 簋，最初是我国商周时期贵族盛食品的工具，后来演变成重要的青铜礼器。王公贵族们每逢重大庆典，都要铸鼎、簋等礼器来铭记。我国自古就讲究礼仪，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乐中杀猪宰牛，用九鼎八簋盛主菜主食献给祖先、鬼神，可以说，班簋自一诞生，就身世高贵。 根据记载，班簋在北宋时期就已出土面世，并一直被收藏在各朝代的宫中。在乾隆年间，已是皇宫的“重器”，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 可惜的是，班簋在清皇宫中的尊贵生活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逃向西安，宫中的宝物成为侵略者的囊中之物。班簋应是此时被抢出皇宫，后又或贩卖，或遗弃在北京。在此后的七十年间，班簋一直“大隐”于北京的“尘世”中，可能是它的主人也知道这是宫中的重宝而“秘不示人”。直到“十年浩劫”，才使班簋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转变。 “十年浩劫”期间，红卫兵小将四处“破四旧”，许多古代书画被烧，瓷器被砸，铜器、古籍被送到废品站、造纸厂、炼铜厂。为了抢救和保护古代文物，由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组成的“文物清理拣选小组”，当时在废品堆中每天“寻宝”“拣宝”。据1981年的统计，从1971年至1981年在废品站拣选到的珍贵青铜文物就达59件，其中包括班簋。
班簋内部铭文 1972年夏季的一天，文物清理拣选小组的呼玉衡、华以武师徒二人又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从金属废品中拣选文物。由于呼师傅年岁已高，就让华以武一人，先进废铜堆中扒拉、翻腾。快到中午时，华以武猛然间看到了一个裹泥带锈的青铜器碎片，他赶紧抱出来让师傅“掌眼”。呼师傅经过仔细查看再凭借多年经验，已初步认定它们应该是古代的重要青铜器。师徒二人又仔细寻找到其它一些相似的碎片，并立刻把它们包好，带回到清理拣选小组办公处。当时，我国另一位著名的青铜鉴定家程长新也在这个小组内。经过程先生的仔细鉴定、考证，初步认定它是一件有铭文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后来，程长新与呼玉衡返回废品收购站，将废品堆“过了一遍筛子”，又找到了几块碎片，经过仔细对接、辨认铭文，他们终于确定，这件宝物就是清宫的旧藏“班簋”。 为了重现班簋的风采，它又一次被请进皇宫。1973年夏季，班簋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厂长蔡瑞芬将任务交给了经验丰富的赵振茂先生。赵先生经过整形、翻模补配、修补、对接纹饰、跳焊焊接、钢錾雕刻、做旧等多道程序才将班簋复原。班簋修复后最终收藏到首都博物馆。 洒蓝釉钵：“有些年头的鸡食盆”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一位老者手捧一件“大碗”来到位于后门桥附近的北京市文物商店地安门收购部，想要卖掉它换些钱。收购部的曹书田先生拿过此碗仔细观看后，感觉此器物比较奇特，大碗的釉色浓淡均匀，胎体厚重，外观略显粗糙，却也因此反而显得愈加古朴深沉。拿在手上感觉手头较重，大概是经常使用的缘故，碗内釉面有磨伤现象，且有污垢痕迹，已经不容易擦去。收购部的工作人员在和老者的交谈中得知，这个大碗在他家已经放了多年，曾经有过很多用途，做过放盐的容器，还做过一段时间喂鸡的食盆，他只知道这个十分结实的大碗有一定的年头。
洒蓝釉钵为青花款明宣德年制 在明朝制瓷业的历史上，有一种颜色釉瓷器，虽亦系出名门，为宫廷御用窑厂烧造，却一直不像它的其他“伙伴”那样受到追捧，它就是洒蓝釉瓷器。这件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大碗，恰恰就是极为罕见的宣德洒蓝釉瓷器。 人们对于洒蓝釉瓷器认知度不高，不是因为其不够珍贵，恰恰是因为它的存世量太过稀少，难得一见，才使得人们对它的认知有限。 洒蓝釉瓷器属名贵窑器，于宣德时期为景德镇所创烧，之后不久停烧。到了清代康熙时期，才又恢复生产。因其在浅蓝底上有水迹般的深蓝色斑点，犹如洒落的蓝色水滴一般，故称“洒蓝”。洒蓝釉制品的烧制工艺较为特殊，首先上白色釉，在烧成的白釉上用竹管蘸蓝釉汁水，吹于器表，于是形成了薄厚不均、深浅不同的斑点，所余白釉底如同飘落的雪花，也因此，洒蓝釉又被称为“雪花蓝”。 传世宣德期间的洒蓝釉制品极为少见，已知全世界现存有三件，除了藏于首都博物馆的这件之外，其中一件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另外一件原收藏于侨居瑞士的仇焱之老先生手中。1980年11月25日，在苏富比拍卖行于香港举行的拍卖会上，以370万港币被香港赵氏所得。 首都博物馆藏的这件洒蓝釉，高11.4厘米，口径25.3厘米，敞口，腹下渐收，矮圈足内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双圈楷书款。造型规整，釉色美观，胎体厚重。此碗又叫“骰盔子”，据传是宫廷中用来掷骰子博大小时所用的工具。 如今，这件珍贵的洒蓝釉珍瓷究就静静地陈列在首都博物馆中，当我们在欣赏这件稀世珍品的时候，除了赞叹它独特的风貌，更应该庆幸在经历如此多的沧桑之后，这件凝聚着前人智慧的精品可以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命途多舛的《宣示表》 说起中国书法，绕不开钟繇、王羲之两位书圣。贾似道刻本原石《宣示表》就和“楷圣”钟繇、“书圣”王羲之有解不开的渊源。钟繇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他身处魏晋时期汉字由隶书改为楷书的转型时期，奠定了汉字楷书的体式规范，被后人尊称为“楷圣”。钟繇的书法墨迹，以《宣示表》最受推崇。 《宣示表》，无款，小楷，共十八行，298个字，是钟繇写给魏文帝曹丕的一个奏文，内容是劝曹丕接受孙权的归附请求。中国邮政于2007年11月5日发行《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其中一张就是《宣示表》。
《宣示表》拓片 但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宣示表》的各种刻帖，都不是钟繇所书原迹。相传东晋丞相王导生前非常喜爱钟繇书法，战乱时，王导仓惶过江，抛下了所有的金银细软，东渡时还不忘将《宣示表》缝藏在衣服里随身携带。来到江南后，王导将它送给了王羲之。后来，王羲之又将《宣示表》送还给了王修(王敬仁)。晋穆帝升平元年，年仅二十四岁的王修不幸去世，悲伤的母亲知道儿子生前非常珍爱手中的这些墨宝，她要让儿子生前的最爱在他死后也能陪伴其左右，于是将它们放进王修的棺中陪葬，其中就有钟繇的《宣示表》。《宣示表》真迹就此在人间消失，也令后人再也无缘一睹其真实风采。 目前，诸君欣赏到的钟繇《宣示表》，均是王羲之的临摹本。王羲之临本在北宋时期藏于内府，南宋末年归藏贾似道。贾氏十分珍爱此表，命门客廖莹中、名工王用和摹刻上石，并在刻石正面镌有贾似道印记和悦生葫芦印章，刻石精妙绝伦。贾似道刻《宣示表》是单刻帖。它不但是单刻《宣示表》中声名最为显赫的刻本，也是目前仅存的宋代《宣示表》单刻帖刻石。 贾似道死后，王羲之临写的《宣示表》不知下落，但宋代刻帖原石却被深埋于杭州贾氏旧宅的地下，得以保存。明代晚期，有人从杭州贾氏旧宅的地下，将这方珍贵的宋代刻帖原石挖出。《宣示表》原石出土后，清代画家金农在背面刻写了题跋。并评价道：“清瘦如玉，姿趣横生，绝无平生古肥之诮”。有意思的是，金农在题跋中，说好友汪援鹑如果知道此石，定以“明珠一箪，黄金十饼”交换。之后，果然，汪援鹑以半顷湖田换到此石。从清代自民国，它曾先后辗转于多人之手。桐华馆主人金德舆、赵魏、张廷济均收藏过此石。清代金石家张廷济在背面刻写了题记。民国初，此石归镇江陈渭泉收藏。
宋刻《宣示表》原石 《宣示表》较之钟繇其他作品，无论在笔法或结体上，都更显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楷书体态和气息，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的艺术特征，可说是楷书艺术的鼻祖。此石虽刻于南宋，但是贾似道很快衰败，久埋土中，清初才见天日。出土后得到收藏家珍爱，实属难得的珍品。2009年，北京市政府拨两千余万巨资购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欢迎添加微信zmkmsc或加入古玩收藏交流QQ群(282603373)，认识更多古玩收藏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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