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海外仿铸中国钱 晚清钱谱内多种未能区分

自乾隆朝的《钦定钱录》始，士人兴起了研究古钱的热潮并出版了大量钱谱。所有钱谱都注意到外国钱的存在，并结合文献尽可能考证出那些外国钱的来历。在这些士人眼中，外国钱或写有外国年号（如日本的庆长通宝），或写有外国国号（如朝鲜通宝），大抵是有线索足以推断出这些外国钱是在外国铸造的。

《古今钱略》中的朝鲜通宝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外国在铸造铜钱时，不一定自创钱文，在很多时候也会直接使用中国钱文。在日本货币商协同组合（JNDA）每年更新的《日本货币目录》，便记录了一些日本仿铸中国钱的常见版别，例如叶手元祐、加治木钱、长崎贸易钱等。叶手元祐在背面左右有着类此口和十的符号，因此得名，这个手类还带有不同背文；加治木钱是由岛津氏领内的加治木乡铸造，正面是洪武通宝，背面有”加”、”治”或”木”字，其中以背”治”最为常见；长崎贸易钱使用宋钱钱文，不过书法有明显分别。

叶手元祐 加治木钱 长崎贸易钱 图左为北宋元丰，图右为日本元丰，辨识关键是在”丰”字的开口和”宝”的足部。 这些仿铸钱直接使用中国年号，无论朝廷还是古泉家都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外国铸造的。倪模于1809年成稿的《古今钱略》是晚清钱谱的代表作，其中便记录有这些仿铸钱，而它们都被归类当时的正用品。

《古今钱略》中被作为宋钱的叶手元祐背一、背真、背上 《古今钱略》中被作为明钱的加治木钱 王锡棨于1863年成稿的《泉货汇考》对外国钱章相当留意，既记录了日本只发行了一年的宝永通宝，还有带汉字的天主教章牌，不过他也没有方法把外国仿铸中国钱区分出来。

《泉货汇考》中被作为宋钱的长崎贸易钱 《泉货汇考》中被作为宋钱的叶手元祐 《泉货汇考》中被作为明钱的加治木钱 海外对中国钱的仿铸

外国仿铸中国钱的缘由相当复杂。参与仿铸的既有私人，也有官方；既有精通汉文的，也有不懂汉字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对外顾虑。

从内部来说，中国铸造的铜钱有着极高的公信力，因此外国铸钱者模仿中国钱文以使铸造出来的铜钱更易流通。在日本，自平安时代到江戸时代初期的漫长岁月，中央政府并没有铸造任何铜钱。为了应付庞大的经济需求，日本从中国运来数量庞大的铜钱，洪遵在《泉志》序言便将”夷航蛮舶之所负”与”金工所铄”及”童孺所鑢”并列为钱币耗损的原因。

不过，在北宋灭亡以后，中国铸钱大为减少，甚至不足国内使用，这从南宋的铁钱、钱牌和交子等辅助手段可见一斑。明初铸钱稍为恢复，其中永乐通宝主要用于海外而少见于国内，不过宣德以后流到海外的铜钱又大为减少。在海外输入日本的渡来钱大减下，日本只能自己铸造铜钱。平安时代的皇朝十二钱已经是遥远的过去，而且当时的铸造量也不多，民间对它们并没有多高接受度。相对来说，宋明铜钱更为常见，也更受欢迎。因此，仿铸的是中国钱文就不难理解了。

直至安土桃山年代，中国钱币依然深入民心。织田信长便以永乐通宝为旗印，丰臣秀吉则以中国钱文作为太阁金银钱的蓝本。

太阁金银钱 织田信长的旗印 越南也有仿铸中国铜钱的传统。仅以太平通宝为例，便有史料提到至少有三方仿铸过。

《抚边杂录》卷四（阮朝所编《大南寔录前编》参考了这条史料，不过隐去了参考莫氏的背景，见笔者前作《安法元宝新考：兼论莫氏中后期的铸钱》）：

莫氏所铸小间有”太平”、”安法”等字，流入顺化。阮家例初继袭，依样铸小间钱，用”太平”字，今民间钱稍存一二，亦以三当一。

《历朝宪章类志》卷三十：

（景兴）六年，禁拣择旧钱。初始铸小钱，经加严禁。民间以元通新钱与旧钱形样相似，固一切拣斥，贸易不通。乃令凡始铸景兴、太平、元通、旧大小各字无甚缺裂者，并皆通用。

也就是说，至少莫氏、阮主和后黎朝仿铸了太平通宝。阮朝明命在讨论古号钱问题的时候，曾经提过后黎朝盗铸泛滥的问题，这些民间私铸大概也少不了太平通宝，具体是什么手类就难以考证了。

汉字文化圈以外也有仿铸中国钱，马来群岛也不例外。其中有一些奇怪的类型，例如面文为宋钱的祥符元宝，背文为满文宝泉的混配。方孔钱是如此深入民心，以致马来人把他们传统的哇扬皮影偶戏人物也放在方孔钱上。

祥符元宝背满文宝泉 哇扬皮影偶戏人物花钱 这些仿铸除了代表对中国铜钱作为价值尺度的认可，有时还意图以此瞒过中国来进行贸易。中国朝廷对外国铜钱颇为警惕，《清实录》中便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摘录二例：

（乾隆十七年，1752年）宽永钱文，乃东洋倭地所铸，由内地商船带回，江苏之上海、浙江之宁波、乍浦等海口，行使尤多。查宽永为日本纪年，原任检讨朱彝尊集内载有《吾妻镜》一书，有宽永三年序。又原任编修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内载市中皆行宽永通宝，是此钱本出外洋，并非内地有开炉发卖之处。但既系外国钱文，不应搀和行使。

（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据御史杜彦士奏，福建漳、泉地方所用钱文多系安南土贼伪号，内地不应有此。近年以来日积日多，兑换无非夷钱，沿海奸民遂多私铸等语，当交祁寯藻等查办。兹据查明奏称，漳、泉二府行用夷钱有光中、景盛、景兴等种，民间私图便利相沿成风，遂忘例禁。此项夷钱或由外夷流入内地，或由广东潮州、嘉应州，福建漳、泉二府奸民私铸，着该督抚等严饬沿海各府州县，一面杜绝来源，一面设局收缴。嗣后海船进口，责成地方官严查夹带，或有奸商囤积，奸民私铸，立即严拿惩办。并着出示晓谕，立限一年，凡有夷钱赴官呈缴，酌给制钱，俱照所议办理。所缴夷钱均着送局镕铸，该厅县每日收缴若干，按旬结报，以凭查核逾限不缴者，照例治罪。并着广东巡抚严饬潮州府、嘉应州等处，查明有无私铸私贩，不分畛域一体严禁，断不准日久生懈，以重钱法而杜奸弊。

清廷对外国铜钱的警惕可见一斑。“不分畛域一体严禁”是一则非常严厉的警告，而运输仿中国钱文的铜钱的风险要小很多。外国为了和中国贸易会规避这样的风险，江户幕府便容许长崎铸造仿中国钱文的贸易钱。这些仿铸钱能骗倒专门的古钱家，自然也能骗倒朝廷，和中国的贸易便少很多麻烦了。

海外仿铸钱的研究脉络

中文世界的中外交流史研究注意到海外铜钱流入中国，例如就有研究考察洪遵《泉志》中的越南钱。不过，仿铸钱并没有受到留意。古泉界对仿铸钱倒是相当留意，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日本的古泉研究成果。笔者便看到有人在古泉园地售卖长崎贸易钱中的元丰通宝而没有明确注明时，版主把帖子从宋辽金西夏区搬去了邻国区。

至于相关研究，张冬发表在《中国钱币》的《日本仿铸明钱中的名物：加治木洪武、中正永乐简述》介绍了日本古泉界在仿铸明钱上的基本观点，不过对经济史着墨不多，也没有提到仿铸钱在中国流通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网友泉水方塘在古泉园地的帖子《关于岛屿钱的杂乱笔记》。尽管此文只是在网上发表，但其中洞见叠出，对日本古泉界的传统看法作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笔者后文会引用他的观点。

日本对仿铸钱的了解极为深入。早于江户时代，钱谱便清楚了解仿铸钱的存在并尝试以不同手类归纳。早年对仿铸钱的认识很好地纳入了日本货币史的通行叙述，JNDA的《日本货币目录》和日本银行旗下的货币博物馆展览在提到中世货币史时，也必然会提到仿铸钱的存在。日本货币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对出土钱货的重视，对出土钱货的组合规律和材料学的利用大大加深了对仿铸钱的认识。应该指出的是，日本货币史研究在使用古泉界的分类时，也会进行取舍。例如，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对仿铸钱进行金属分析时，使用了叶手元祐和加治木钱等分类，并没有使用定义相对模糊的天下手祥符等。不过，就笔者管见，日本学界对国内仿铸中国钱在海外的流通没有多少研究，并没有使用晚清钱谱和相关文献探讨仿铸钱在中国流通的可能性。

越南对自身仿铸钱的了解相对薄弱。越南最早的钱谱并不是由越南人撰写，而是由对汉文了解有限的外国人撰写的。Eduardo Toda y Güell于1882年发表的《Annam and its Minor Currency》尽管收集了一些仿铸钱，例如绍圣通宝，不过他只是称他们为存疑币，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模仿了中国钱文。在他著作的主线中，主要是环绕着越南的年号钱，并没有仿铸钱的位置。广西钱币学会编《越南历史货币》是一部有相当价值的著作，其中小篇幅提到仿铸钱的问题。不过，此书只是把仿铸钱归类为私铸钱的一种，并没有留意官方也参与了仿铸。另外，此书也没有注意到仿铸钱流入中国的可能性。

日本对越南仿铸钱有着相当漫长的研究，江户钱谱已经开始使用安法手等手类以归纳从越南输入的仿铸钱，目前可以参考最重要的著述是三埔清吾于1963年出版的《安南泉谱: 手类钱部》。不过，分类方法只是建基于书法等模糊标准，例如安法手的分类是基于八分文字的”元”和”宝”。不过，这样的区分只是一种原始的器物学分类，仅以书法相近难以断定它们就是由同一个铸造者铸造的。泉水方塘的论述非常精彩，摘录如下：

如果按照归纳手类的方法来归纳开元通宝，肯定有一部分的认知是模糊不清的，比如说高丽铸开元通宝和西夏铸开元通宝可能文字，形制上非常像，而统一为某一种手类，这么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是否为高丽铸或是否为西夏铸。更例如，一个没有见过岛屿铸写样开元通宝的人，很有可能会将其简单描述为”助国手”，这也没有意义。再反过来说，手类归纳法里的”助国手”所有类别难道就没有混入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铸造的钱么？…在古钱的世界里，趋同进化同样存在，东北铸造的开元通宝可能和安南铸造的开元通宝同样呈现出广穿小字的特征，但不代表它们应该被归为一类；大理铸造的开元通宝可能和西夏铸造的开元通宝同样呈现出毛边的特征，但不代表它们应该被归为一类。因为，这些都是独立的物种。这里归纳一条：如果通过某些证据，能够确认钱币的具体铸造时间和铸造地点，那么铸造时间和铸造地点一定应该优先于手类识别法，来确认这个钱币的信息。

因此，日本泉谱的手类只能权充参考，还需要配合出土钱货和金属成份分析等手段来进行分类。令人期待的是，近年开始有越南本土的学者对仿铸钱有更深入的认识。Lục Đức Thuận和Võ Quốc Ky合著的《Tiền cổ Việt Nam không do triều đình đúc》（非官铸的越南古钱）就尝试结合考古证据和金属分析来研究私铸钱。Hoàng Văn Khoán和Đỗ Thị Thùy Lan发表的《Tiền kim loại Nhật Bản phát hiện ở Thanh Hoá》（清化发现的日本古钱）在讨论从日本流入的古钱就提及了叶手元祐和加治木钱。尽管存在不同问题，例如考古报告的质量和细节错误（例如《清化古钱》提到叶手元祐的铸造时间为平安时代但实际上要晚得多），但未来的研究令人期许。

马来群岛的仿铸钱研究主力也是日本古泉家。在六七十年代，印尼古钱大规模出土。这次出土规模极为惊人，清钱研究巨人布威纳（Werner Burger）的研究《清钱编年谱》就主要使用香港商人刘志文从印尼运来的古钱。广濑辉夫的《岛钱分类泉谱》则利用这次出土研究马来群岛的仿铸钱，这可以说是目前相关方面最重要的研究。遗憾的是，书中分类依然是原始的器类学分类，出土信息的缺乏使更进一步的研究困难重重。尽管近年有印尼学者进行对方孔钱的研究，例如Puji Hasono出版的邦加岛公司钱目录，不过仿铸钱依然缺乏重视。仿铸钱研究需要对书风的敏感度，而这对汉文了解有限的研究者来说不是易事。

文献里的蛛丝马迹：明清实录所见私铸钱问题的地域性

尽管此文以钱谱为引子，但是以钱谱进行的外国仿铸钱研究有很多限制。在中国，钱谱的流行是乾嘉学派对金石学重视的副产物，明朝到清初并没有出版多少新的钱谱。因此，今人难以透过钱谱重构十八世纪以前仿铸钱在中国流行的情况。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古泉家的倾向性。日本古泉家不在钱谱排除钱文粗劣的铜钱，例如情报大名朽木昌纲的巨著《古今泉货鉴》清楚一些铜钱不是正用品依然记录。相对来说，中国古泉家在著述时有意识地排除私铸钱，甚至今人倾向认为是正用钱的鬼万历就因为书风粗犷而不见于清朝钱谱。在这个倾向下，能出现在中国的仿铸钱都是制作精良，书法端正，制作不佳的就算古泉家见到也不会记录。因此，中国钱谱在记录仿铸钱上有很多缺失。

《古今泉货鉴》中记载的文字粗劣的仿铸钱 考古报告也存在很多限制。明代经济史学者刘光临就在《明代通货问题研究》一文提到，中国考古报告不够精确以至难以使用，因此不得不主要根据日本境内窖藏来判断明代货币结构。就算只是根据钱文分辨正用钱的考古报告也不多见，更不必说仿铸钱。因此，要推测仿铸钱流入中国的情况，只能根据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国文献并没有明书外国仿铸钱，不过我们大可以推测这些仿铸钱会以私铸钱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献中。假如仔细推敲，私铸钱在不同年代出现不同的地域性，而这假如只根据国内情况是难以解释的。

先对明朝的私铸钱问题作一简述。明廷相当重视私铸钱问题，这在实录留下了痕迹，摘录三例：

（景泰七年，1456年）近来在京买卖，惟用永乐钱，其余不用，以致在外苏、松等处纷纷伪造，来京贩卖。其钱大小不一，俱各杂以锡铁等物，致使在京军匠人等，亦私铸造。

（成化十三年，1477年）近岁民间所用新钱，多苏、松、常、镇、杭州、临清人铸造，致四方客商聚集收买，奸弊日滋，阻坏钱法。

（成化十四年，1478年）都察院奏先因南直隶并浙江、山东有私铸铜钱者揭榜禁约，今掌锦衣卫事都指挥同知牛循奏河南许州民亦多私铸，请通行天下禁约，其言宜从。

由此可见，两浙是私铸钱的重要来源地。明朝和日本主要在宁波进行贸易，因此存在日本仿铸钱从两浙流去全国的可能性。当然，两浙历代存在私铸钱问题，难以仅以此推断这些铜钱的来源地，因此有必要仔细推敲景泰7年的论述。正如古泉家和货币史学者所深知，永乐年间明朝继承了洪武末年的禁钱令，铸钱主要是用于赏赐朝贡国和对外采买，并非用于国内流通。这也可以从考古报告所证实，如刘光临所言：“日本窖藏钱中数量第一位的明钱是永乐通宝，总量约为21万枚，占全体窖藏钱的6%不到；加上洪武通宝、宣德通宝，明钱的总量约30万枚，占全体窖藏钱的8.5%。永乐通宝在明钱中的支配地位显而易见。但是类似的支配地位实际上在中国境内的明代窖藏中是不存在的，在现有明代窖藏报告中洪武通宝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前者”。为了流通，民间私铸模仿的应该是熟悉的钱文，而非陌生的铜钱。假如永乐通宝并没有在中国大范围流通，为什么苏、松等处会伪造永乐通宝呢？永乐钱在日本深入民心，以致成为了一种价值尺度，仿铸也非常流行。相当可能，实录所见苏、松等处伪造的永乐钱就是来自日本。

日本鐚钱的铸造在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中期到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初期，而长崎贸易钱的铸造也于贞享二年（1685年）停止。江户幕府相当忌惮铜钱对海外的流出，因此十八世纪以来流向中国的铜钱也大为减少。1714年的正德新令限制日本铜流向清朝而引起的连锁反应是中日两国学者非常关注的课题，在此不必详述。最重要的是，日本仿铸钱在清朝中后期的货币流通担任的角色大为减少，而这就是越南仿铸钱登场的时候了。

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初期是越南铸钱前所未有的高峰。越南史学者李塔娜的《十八世纪越南铸币及其在亚洲的流通》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她敏锐地以十八世纪末期景兴钱的大爆发为切入点讨论越南钱在亚洲的流通，并引用越南学者杜文宁（Đỗ Văn Ninh）的说法称为“景兴奇观”，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由朝廷以外的势力铸造的。不过，李塔娜并没有详细分析这些流入中国的越南铜钱构成。其实，越南年号以外，披着古钱外貌的仿铸钱绝对不在少数。经济史学者郑永昌对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作了相当出色的概括，不过他并没有想过这些私钱可能是来自外国的。他引用布政使托庸于乾隆八年（1743年）所言：“粤东远隔京师，几及万里，京局制钱未得流通至粤，而各省所铸钱文行使到境者为数亦属无几。民间多将前代黑小钱文间杂使用。”

这些“前代黑小钱文”非常可能就是越南铸造的。三埔清吾所载的手类钱非常少清钱，主要是宋明铜钱。“黑小钱文”的“黑”也值得关注，今天的金属分析可以得出锌的大量使用是越南铸钱的重要特征，甚至《大南寔录前编》还记录到锌质天明通宝的存在。锌比起铜更易起化学反应，因此锌钱比铜钱更易发黑。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广东本土并没有得天独厚的铜矿资源，例如雍正通宝就没有宝广局的身影。在缺乏来自京师的铜钱和本地铸钱不足的情况下，来自越南的仿铸钱大量流入就不足为奇了。布威纳推测过，1900年左右整个华南的一成铸钱是来自越南的。假如把仿铸钱计算在内，越南铸钱在华南的角色无疑非常重要。

锌质天明通宝 自从北宋达到铸钱量空前绝后的高峰后，中国一直受困于铸钱不足的问题。明朝从1368年至1572年这两个世纪的铸造量只是北宋熙宁变法期间一年的铸钱量，而清朝的铸钱量也赶不上人口的暴涨。面临这样的困境，尽管朝廷并不知道，但来自域外的隐形之手其实帮了一个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