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币十一铢"考读 或仅为备选的试铸样钱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举世罕见、别具一格的王莽时期铸币“新币十一铢”（图1）。说起它的来历，尚有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

“新币十一铢”的流传

据宋路霞《钱币大师马定祥》、马传德《钱币界名人逸事》介绍，20世纪40年代初，北方出土了一枚出谱的王莽古钱“新币十一铢”，在泉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该钱先为北京的一家古玩商人顾济川得到，后又归琉璃厂49号的“云松阁”主李庆裕（解放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李庆裕虽然闹不明白此钱币的身世，但作为钱币商人他深知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开出了数千银元的高价。北京的一位钱币收藏家王春福很想收进囊中，开始嫌价钱太贵，后来又听说此钱的真伪有争议，便不敢贸然下手了。原因是上海的钱币大家张絅伯、郑家相凭着从北京弄来的一纸拓片，在1942年《泉币》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此币提出质疑，开列出五大疑点，因“过于离奇”，认为“其殆出于无意识好事者之手乎”。从此，这枚钱币便遭到冷落，再也无人问津了。与此相映成趣的一件事发生在12年之后，1954年夏，恰逢张絅伯七十大寿、戴葆庭六十寿辰，上海的寿泉会专门推出了《絅老古稀足斋花甲两翁祝寿泉帖》，帖内共收72付拓片,其中张絅伯、罗伯昭、朱绍森各10品为最多；罗伯昭不仅亲自为该泉帖作序，且在他提供的钱币拓片中特别推出“新币十一铢”，为表郑重与尊敬，罗先生在他出品的每张拓片上还加盖了以其“沐园”为名号的印章（图2）。从此，再未听到絅老对此币质疑的声音。

图1. 新币十一铢彩照、拓片（引自《罗伯昭钱币学文集》彩页P16；浙江省博物馆） 图2.罗伯昭（沐园）送给张絅伯的拓片影印件 （引自《寿泉集拓初集、寿泉集拓二集》P421） 话分两头，那时上海的一位年轻钱币家马定祥于1942年见过拓片之后，心中始终存有芥蒂，总觉不太踏实，心想不见真容，谈何真假，不能仅凭一纸拓片、一篇短文，就把它判为假钱了事。1943年冬天，27岁的马定祥到北京寻钱访友，特地跑到“云松阁”，恳请李庆裕让他开开眼界，亲眼见识见识那枚有过争议的“新币十一铢”。李老板也为马定祥的一番诚意所打动，小心翼翼地从里屋端出一个锦盒。当锦盒被打开的一刹那，马定祥惊呆了，他眼前一亮，一下子便有了“神会”的感觉：从形制到书法，从气势到气韵，都似曾相识。他从15岁开始与古钱币打交道，尤其是1940年作为“中国泉币学社”中最为年轻的参创者，无论做钱币生意，或者参加学社的各种例会，见到过数不清的珍品大名誉品，练就出了一双火眼金睛。这枚古币虽然前所未见，但从遍体入骨的红斑绿锈，即可判知它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无疑，绝非好事者能够作假而为。

马定祥抓住时机，意在志得，李庆裕捂在手中好几年也巴不得快点出手，看在他们又是多年老朋友的交情和面子上，开价十一根金条。马定祥认准了这是难得的宝贝，便一口答应下来，可他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只是下了折合一两黄金的大洋作定钱。回到上海，立刻把情况告知了素有“南张北方西蜀罗”之一的罗伯昭，并劝说罗伯昭先生买下来。罗伯昭对于马定祥的治学、敬业精神一向很欣赏，相信他的眼光，毅然拿出5000大洋，将这枚世间珍品收入柜中。罗先生一生收藏有上万枚古钱币，自认为新币十一铢是其中最好的一枚。解放后,罗先生被选为1950~1966年上海市人民代表,1961至1966年任黄浦区副区长。1956年罗先生将全部珍藏的1万5千余枚古钱币尽数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中就有他最珍爱的新币十一铢。后来，又将陆续收藏的800多件钱币、铜器、瓷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以及他家乡的四川博物馆。

“新币十一铢”的钱文解读

先说“新”字。公元9年正月，54岁的王莽正式登基，完成由“摄皇帝”到“真皇帝”的转变。他建立新朝，不遗余力地推行“改元定号”，除汉布新。《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元年……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泉）直一’，与前大钱（泉）五十者为二品并行。” 这正是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登基后随即宣布进行的第二次币制改革，宣扬说刘氏汉朝的寿命已到尽头，是上天要抛弃刘家，天道和人事是互相感应的，而居摄二年（公元7）五月第一次币制改革行用的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以及五铢钱，钱文中暗含着卯、金、刀（合而为“劉”），必须废除，于是下令改铸小泉直一，保留原来的大泉五十，两种钱币并行，1枚大泉五十权50枚小泉直一。

《汉书·王莽传》又载：始建国元年秋天，王莽 “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五威将奉《符命》，赉(lài)印绶，王侯以下及官吏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式印绶”。传世并见于著录的新莽颁发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章，如“新西河左佰长”、“新五属左佰长”、“新前胡佰长”、“新前胡小长”、“新难兜骑君”、“新越余坛君”、“新西国安千制外羌佰右小长”、“新保塞乌桓图片犁邑率众侯印”等等，在其官名之前无一例外地统统冠以了国号“新”字（图3），此做法与“新币十一铢”的铭文相比较，二者何其相似乃尔！鉴于“铢”字偏旁有“金”，故可推断“新币十一铢”应是王莽第一次币改时期的产物；换而言之,通过此钱币可以看到,新朝国号的构思早在“居摄二年”已被王莽超前启动，是王莽篡汉迫不及待心态的一种表露，至少是某种试探性的举动。

“铢”。始建国二年（公元10），王莽下令更改官名（大司农→羲和、纳言……）、改地名（敦煌→文德、敦德……）、改宫殿名（未央宫→寿成室……），男姓的称号用“隆”字、女姓的用“睦”字作称号。与此同时，又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推出了一套光怪离奇的“五物二十八品”货币制度，和一次币改一样，仍以小泉直一为货币的最小单位或基本单位。如此，“新币十一铢”的“铢”和五铢的“铢”应当是一样的。相对于后来的小泉直一而言，如果“新币十一铢”是行用币，可当11枚小泉直一。

而“币”字出现在钱币铭文中确属首次。币，在春秋以前专指祭祀聘赠时所用的缯帛、珠玉、车马、服饰、牺牲之类；战国秦汉以后则专指货币、金银。

故上面所列“新”“币”首次出现在钱币中的这一切改变，均可归纳于王莽推陈出新、标新立异，凸显新朝货币的新亮点之列。

图3.新莽时期颁给少数民族的官印 （取自《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 关于“十一”。钱文里最让人费解的是“十一”二字。长期以来，由于今人对于“十一”进制感到陌生，很不习惯，成为了通读这枚钱币的一道门槛。

通过历史知识特别是科学考古出土实物的不断积累，现在人们知道，秦人、乃至西汉初期、以及王莽时期的人，对于“十一”这个数字似乎赋有某种特别的内涵与偏爱，曾经表现在官俸年薪的起始点、监察官官印、钱币与布的换算、漏刻计时、量刑界限等等诸多方面。

比如，秦汉时期的秩，既是指官员的大小，也含有其俸禄之多少。《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师古曰:汉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也。是为少吏。”（图4）此处的记载表明：斗食级别的官员月俸明确定为十一斛。这样算来，其年俸则为一百三十二斛。

图4 武英殿本《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局部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曾下达官吏俸禄制度（图5）：“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为万斛云。”即从辅佐天子的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众多的幕僚，共分作15个等级；其中，等级最低的幕僚俸禄定为一年六十六斛。显然，这六十六斛的年薪，是王莽时期官吏俸禄最低等级的起始点，其数量虽然仅仅是前朝斗食年俸的一半，然而，所选薪俸始发点取为“十一”的六倍数，当可看作王莽信奉与渴慕数字“十一”的一个突出表现。

图5 武英殿本《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局部 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枚“执法直二十二”的新莽官印（图6），铜质、龟钮，印面通高2.2厘米，边长2.3×2.3厘米。《后汉书·伏湛传》：伏湛“王莽时为绣衣执法，使督大奸”。李贤注“武帝置绣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执法，故曰绣衣执法。”赵平安著《秦西汉印章研究》书中P41解释说：“执法”，是王莽对主管监察官吏御史官名的更改；“直”应是司直的省略，司直在汉代隶属于丞相；“二十二”是序号，司直督刺史，肯定不止一人。《汉书·王莽传》：始建国三年（11年）“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遣著武将军逯并等填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上面所举二十二、五十五，均为十一的倍数。

图6a 新莽印章采自《故宫收藏官印》 图6b 新莽绣衣执法封泥 （采自《陕西书法》2010年六月总第十期） 图7 湖南里耶Ⅱ8-155背秦简 又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规定“钱十一枚当一布”，即11枚半两铜钱与长8尺、宽2尺5寸的一个布是等值的。不仅如此，《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效律》、《法律答问》，在说到犯罪或者判刑所涉及的钱财时，都以22钱、110钱、220钱、660钱、2200钱等数目作为罪行大小的界限，这些数字全都是11的倍数。

另据李学勤先生《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介绍，秦国文书传递时送出或收到时间常有准确的记录，不仅记日，还计写时刻；时刻的记写多用漏刻。里耶出土的秦简记录漏刻有两种格式：一种写为“水十一刻刻下若干”，另一种则是略去“十一刻”等字样。前者有四例：如简J1⒃9 “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简J1⑧154“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简J1⑧156“四月癸丑水十一刻刻下五”、简J1⒃5“□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李先生指出这是一种简单的漏刻，即将一白昼划分为十一刻，刻于漏壶箭上，视箭沉下几刻记之。这种漏壶形制应与已发现的汉代漏壶相似。

最近我们在陈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上，看到了里耶1号井第8层出土秦简中有关“水十一刻刻下XX”的更多记录，特此摘录汇总于表1，表中符号：□表示未能辨识的字，图片表示有文字残缺。

表1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有关“水十一刻刻下某某”的记录

1983年底到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了1236枚竹简，从整理小组编著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十一”进制的记录，如表2所列。

表2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有关“十一”进制的记录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的规定和秦律一样，也是用所盗物品的价值来作为量刑的标准，其钱数依然是11的倍数。

此外，《于豪亮学术文存·秦律丛考》：“钱十一当一布”条引《流沙坠简》五十五：“臧（赃）满二百廿以□”，与秦简相同，似乎汉律仍然沿用秦律的规定。这得到了张家山汉简的证实。（转引自曹旅宁：《张家山汉简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P89）

《居延汉简甲乙编》编号为（214.4）简：“出钱二百廿籴梁粟二石，石百一十” 。（转引自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P406）

按上述文献中的不完全统计，《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涉及到“十一”进制的条款是：《金布律》1条、《效律》3条、《法律答问》9条、《封诊式》1条。《里耶秦简》1号井第8层13条、第16层至少2条。《张家山汉简》中《二年律令·盗律》7条、《具律》1条、《田律》1条、《奏谳书》3条、《脉书》1条。《流沙坠简》1条。《居延汉简甲乙编》1条。印章1条。总共已有45 条之多。

好了，有了上面秦、汉时期这许多使用“十一”进制的例证，再来看“新币十一铢”，将一枚“新币十一铢”解释为值11枚小泉直一，还会有孤独和形单影只的感觉吗？！

至此，对于“新币十一铢”钱币，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初步而比较全面的解读，其中的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有关“新币十一铢”的几点讨论

第一，“新币十一铢”里的“新”字，初看，它是王莽掌权后新铸的钱；但钱文开头冠以“新”字，登基后的国号为新朝，说明国号的构思早在‘居摄二年’已被王莽超前启动，是王莽篡汉迫不及待心态的一种表露，至少是某种试探性的举动。因此， “新”字既指即将新发行的钱，同时骨子里又孕育和暗含着“新朝”，应该是一箭双雕之作。

第二，“新币十一铢”里虽然不避讳卯、金、刀，采用“币”字不用“泉”字、但是所使用的数字 “十一”属于非“五”之列，这与五铢、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显然不是一个序列，反映出王莽在货币改革初期企图有所创新又有某种程度的举棋不定，或者说其设计者既想初露锋芒却显得不甚老道，因而又成为最终未被采纳和肯定的直接原因。

第三，“新币十一铢” 的性质问题。杜维善先生在看到此文的初稿后，于2015年8月1日写信给笔者，指“新币十一铢”应是王莽篡汉前不久未被采用的样钱，可谓画龙点睛之语。

综合上述三条， “新币十一铢”最大的可能性是用作备选的试铸样钱。

第四，作为试铸样钱的支撑理由之一，是“新币十一铢”的出土传承记录十分稀少。所见主要报道仅两则：一是罗伯昭先生藏品如前述。二是陈直先生的著述：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两汉的手工业·铸钱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直排版P128；1980年横排版P120）》中，曾论及“汉书皆漏未记载”的有小五铢、五铢一泉、布泉等钱币，紧接着又说：“至于‘新币十一铢’（武进陶氏藏）、‘国宝金匮直万’（扬州张氏藏）两种。汉书也未言及，……故《汉书》中难得完备。” 陈直先生另一部著作《汉书新证·食货志第四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P119；1979年版P182）》：“西安汉城遗址，曾出‘新币十一铢’一品，武进陶氏所藏，铸造时期，可能在大泉五十之后。”陈直先生的论述说明武进陶氏也收藏过“新币十一铢”。这里的陶氏，是不是工于山水花卉、精于鉴赏富藏古钱的武进人陶洙（1878~1961年）仍有待查实。上述两则报道之间有无关联尚不清楚。

本文的初稿曾先后经杜维善、赵晓明两位先生审阅，并提出了非常中肯宝贵的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资料：

[1] 宋路霞《钱币大师马定祥》文汇出版社2005年P57~58

[2] 马传德《钱币界名人逸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P14~16

[3] 马飞海等《罗伯昭钱币学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P16

[4] 上海寿泉会编《寿泉集拓初集、寿泉集拓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P375，421

[5]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P56，112~126，149~243

[6] 《张家山汉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P16，21，41，95~109

[7]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P151~242

[8] 曹旅宁《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88~89；

[9] 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P131

[10] 《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P198

附记：2015年5月21日，笔者将本文初稿寄至加拿大，请杜维善先生审阅，2015年8月1日收到杜老回信，他提出：“新”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以及该币的性质等问题。据这些问题，笔者对本文进行二次修改。

（1）杜先生指“新币十一铢”是王莽篡汉前不久未被采用的样钱，极是，画龙点睛之语。（称为试铸币是否更合适？）

（2）杜老问“新”字是指“新朝”还是“新的钱”？是否看成二者兼而有之。初看，它是王莽掌权之后所铸新的钱币，骨子里却隐藏着建立新朝的秘密。因此，文内说：“通过此钱币可以看到,新朝国号的构思早在‘居摄二年’已被王莽超前启动，是王莽篡汉迫不及待心态的一种表露，至少是某种试探性的举动。”

（3）用秦法“十一铢”问题。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十一”进制始见于秦，西汉、王莽袭之。初稿寄给杜老之后，又查到《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载：天凤三年五月王莽曾下达官吏俸禄制度（图5）：“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即等级最低的幕僚俸禄定为一年六十六斛。所选薪俸始发点取为“十一”的六倍数，当可看作王莽信奉与渴慕数字“十一”的一个突出表现。

（4）用“币”未用“泉”、且非“五”系列。是王莽在货币改革初期企图有所创新，却存在某种初出茅庐味和不老道，因而又成为未被采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