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玉璜赏鉴(图)

杨玉彬

经春秋一代数百年物质与技术条件的丰厚积累，到了社会剧烈变革、生产力迅速发展进步、思想文化繁荣活跃的战国时期，玉璜制作与使用也步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高峰阶段。较前代同类器而言，战国玉璜的形制与艺术风格均发生了剧烈变化，不仅数量众多、形制繁杂、流播地域更为广泛，还出现了出廓式、镂空式、层叠式、分节套合式等诸多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崭新品种。以下依据形制与纹饰图式的区别，将常见的战国玉璜(珩)大致分作以下几类。

出廓式玉璜

本式璜是战国时期大量出现的一类形构复杂器型，所谓“出廓式”就是在传统玉璜“母本”形体之外以镂空透雕等技法加饰龙、蛇、螭、凤、变体云纹等“附属”造型而形成的一种形构，是战国玉璜中最具特色的创新品种之一。按照目前所能见到此类型标本，可将其分为一侧出廓式、两侧出廓式、两侧及两端出廓式三类。(1)、一侧出廓式璜的标本最为常见，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战国墓出土器(图1)，体扁平，弯弧成半璧状，弧背外缘中部镂雕两只左右对称的出廓凤鸟，凤鸟尖喙，冠微上扬，作回首伏卧状，硕大长尾向两侧翻卷，璜体边缘饰规则扉棱，器表两面以蒲纹为地纹，间饰硕大的卷曲羽状纹，周围勾勒凹弦纹边阑。湖北丹江口吉家院出土一件战国中期素面璜(图2)，弧腹外缘向下对称伸出两勾云形扉齿，是本式璜中较罕见的例子。(2)、两侧出廓式璜的典型例证见于山东淄博临淄区商王村战国墓出土器(图3)，体扁平扇面状，两端作龙首形，龙口部透雕，尖唇，杏仁目，独角，下颌有须，器表阴刻勾连云纹。璜体弧背外缘出廓透雕变体勾连云纹、弧腹外缘出廓透雕左右对称的一组变体螭纹。(3)、两侧及两端出廓式璜是较前两类器形构更为繁缛复杂的一类器形，典型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的此类器(图4)，体扁平成拱桥型，两端对称镂雕弯曲呈“U”形的回首龙状，龙作张口吐舌状，尖吻，杏仁眼，长角卷曲后飘，龙体以阴刻线与璜体“母本”分隔，璜体弧背、弧腹外缘出廓镂雕对称的变形凤鸟，弧背上部的凤鸟短小而简约，弧腹下部的凤鸟形体硕大而镂雕繁缛。璜体器表两面浅浮雕三联谷纹。

图4、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出廓式龙形玉璜

镂空式玉璜

图5、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镂空式玉璜

本式璜所见的出土物标本不多，典型例证见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器(图5)，体扁宽，通体镂空透雕出左右对称的几组相互连贯纠结的龙、蛇、鸟形，再以浅浮雕、细阴刻线对龙、蛇、鸟的躯体细部精细勾勒，两端、弧背、弧腹以各种动物形体特征为外缘，构成整器轮廓的不规则形。一面雕有纹饰、一面光素无纹。

层叠式玉璜

图6、湖南临澧九里茶场出土战国层叠式龙纹玉璜

本式璜例证见于湖南临澧县九里茶场战国墓出土器(图6)，体扁平，弧形，分上下两层，中间透雕分隔，上部分雕琢成双首龙形，龙口作圆穿，上吻宽阔前突，椭圆眼，龙角后飘，龙身表层阴刻卷云纹。下部亦雕琢呈双首龙形，龙首部透雕，口微张，上吻伸长与上部龙身相连结，下吻短而上卷，龙体表面以细阴刻线刻有卷云纹、网纹、绞丝纹、羽状纹等装饰，两龙身上下有弦纹轮廓线边阑。

分段连辍式玉璜

图7、河南辉县固围村祭祀坑出土战国分段式龙纹玉璜

本式璜例证见于河南辉县固围村祭祀坑出土器(图7)，是目前所见战国玉璜中形构最为复杂、雕琢最为精细、工艺成就最高的一例。通体由七件玉饰和两件鎏金铜兽头分段拼接组成，双面雕，各部分之间以铜片相互连贯。正中间一件玉饰呈梯形，体表饰简约龙首纹、云气纹，有阴线刻弦纹边阑，上部雕刻一出廓兽形饰，兽作回首卧伏状，张口露齿，椭圆形目，臀上翘，垂危上卷，体表饰水滴纹，下部雕一出廓圆钮。正中间玉饰的左右两侧各对称拼接三块玉饰，其中第一块扇形饰体表阴刻多组简约龙首纹，第二块玉饰雕琢成龙首形，龙嘴微张，上吻宽大而前突，下吻短而前端内卷，龙须弧形外卷，眉与嘴边阴刻绞丝纹，第三块椭圆形玉饰中间镂空成勾云纹，体表阴刻云纹。七件玉饰中，中间五件联为一体，呈双龙首璜体状，最外侧两件椭圆形玉饰各用鎏金铜片与双首龙璜体相连接。整器形构繁缛奇巧、雕琢精整细腻，珍贵而罕见。

上述几类是战国时期玉璜的创新形制，此外春秋时期各种形制的玉璜这一时期仍然继续流行，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几类。

双首龙式玉璜

图8、 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双首龙形玉珩

图9、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双首龙形玉璜

图10、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王墓出土双首龙形玉璜

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双龙首形璜的数量甚丰，表明这一时期此类璜十分流行。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器(图8)，两端龙首张口露齿，杏仁眼，上吻宽大而前端尖细，下吻窄细，角弧形后竖，颌下有须，头部五官均有阴刻轮廓线，龙首与躯体间雕刻弧形绞丝纹分隔。龙体表面浅浮雕规则的三联谷纹，谷纹区外侧有弦纹边阑，两面纹饰相同。故宫

博物院收藏的双首龙形璜等与上述器形制雷同，仅器表饰有谷纹、卷云纹、圆穿位置与数量多少略异。此外国家博物馆

藏龙形璜(图9)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王墓出土器(图10)，体较长丰杨公战国器略宽扁，龙眼菱形或椭圆形，器表饰涡纹、蒲纹或卷云纹，雕琢简约。

缘出扉牙式玉璜

图11、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卧蚕纹双首兽形玉璜

图12、北京延庆战国墓出土素面双首兽玉璜

本式璜的特征是在璜体外廓切割出多种外凸或内凹的扉牙形状，形成一类所谓凸凹起伏变幻的装饰性“花边”，此类装饰在战国以前的玉璜中也有少量出现，多为左右不对称的装饰形构，到战国时期数量剧增，成为璜体外缘装饰的一种常见形式。典型例证见于国家博物馆藏卧蚕纹璜(图11)，体扁宽，中间部分弧背，弧腹外缘光平无扉牙，两端部分的外缘雕琢有方折状牙脊，器表饰浅浮雕卧蚕纹、谷纹。类似的标本还见于北京延庆出土双兽首形璜(图12)。

纹饰分区式玉璜

图13、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国墓地出土战国夔龙纹玉璜

图14、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云纹玉璜

图15、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夔龙纹玉珩

战国时期的此类璜，溯其源出，多系直接从春秋楚地纹饰“分段式”璜承袭或演变而来，亦有藏家据其纹饰分区状况称其为“两段式”、“三段式”璜等。河北平山县七汲村中山国墓地出土的战国夔龙纹璜(图13)，璜体中部刻有窄细的凹槽将纹饰分为左右对称的两部分，本式璜图式的分区方法、繁缛的不减地浮雕夔龙纹与填衬细阴刻线绞丝纹的工艺技法，与春秋时期楚玉“两段式”璜的形构纹饰同出一辙，是直接对春秋楚玉璜传统形制的沿袭。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扁平体玉璜(图14)，扁平体略厚，器表纹饰以浅浮雕谷纹杂以云纹为主，有两条纵向绞丝弦纹条状带将谷纹平均分作三区，中间部分纹饰区的中部填饰有方形细网格纹，弧背、弧腹缘部有弯弧状绞丝弦纹边阑，两侧区域均作变体龙首形，外缘微起牙脊，器表谷纹中间饰云纹、方形细网格纹。曾侯乙墓出土的另一件拼接玉珩，器表纹饰亦有条状或弧形绞丝弦纹带隔离均分作三区，与上述三区纹饰璜形构的细微差别在于器表铺满繁缛的夔龙纹，整器外缘均有扉牙(图15)。

阴线刻式玉璜

战国玉璜中，还有一类雕琢纹饰不使用浅浮雕技法、而仅用阴线刻绘图式的标本，例证见于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玉璜(图16)，体薄而宽扁，器表用双阴线刻绘流畅卷云纹，纹饰区外有直线形、弯弧形阴线刻边阑。器表另一面雕琢兽面纹。

图16、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勾连云纹玉珩

图17、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素面玉璜

图18、甘肃宁静双峴乡尤付村出土战国素面璜

此外，战国时期还偶见体扁宽、呈半圆形或扇面状的“传统型”素面璜出现，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器(图17)、甘肃宁静双峴乡尤付村出土器(图18)等。

战国玉璜的形制、纹饰是同类器中最为复杂多变的一类，目前藏家流行使用的几种战国玉璜分类方法，尚没有那种分类法能够将见于著录的玉璜标本精准囊括殆尽。如果仅依“形制”区别或仅据“纹饰”不同的单一标准对战国玉璜分类，则会带来不少标本分类归属模糊、或有些标本分类过于粗约等问题。本文采取“形制”与“纹饰”特征兼顾的方式，仅对战国玉璜作大致分类，严谨说来，亦算不上是一种十分精确的分类法。

战国玉璜的纹饰，多直接从春秋同类器中因袭、衍变而出，动物图案种类以龙纹、螭纹、蛇纹、凤纹及其组合为主，主题纹饰区内亦流行加饰网格纹、绞丝弦纹、羽状纹、花叶纹、水滴纹等细密纹的做法。尤其春秋之际流行的双首龙纹图式，战国玉璜形构组图仍大量使用，只是龙或其他神异动物的整体形构在组图中进一步被肢解、离散、抽象、简化、变形，向着装饰性极强的几何图案化方向发展。以龙首纹为例，春秋之际那种以抽象变形龙首纹形构为单元、繁密铺陈填充整个画面的组图模式已渐趋式微，图式纹饰开始变得疏朗，龙首纹图案作为一个“单体”渐趋独立出来使用，有些龙首纹被极度简化变形，仅剩局部形构而难以准确辨其形制。此外战国玉璜中还流行具有浅浮雕效果的云纹、谷纹、涡纹、蒲纹及其组合图案等。关于战国玉璜图案中这些纹饰的源变，一般认为应系由早期人与动物、植物图式肢解、离散后的局部形构演变过来的，如不少研究者认为圆凸尖顶形的谷纹源出于人或动物的“眼睛”；卧蚕纹源出于早期动物图式的“卷尾”；勾连云纹可能是早期人或动物的“鼻子”演变而来；绞丝弦纹可能是人与动物的眉毛演变而来；网格纹则可能由人与动物的衣格演变而来；蒲纹可能是草带纹演变而来等等。

战国玉璜空前繁盛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春秋之际玉璜生产与流播累积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为战国玉璜的发展进步，步入繁荣昌盛的高潮期奠定了基础，如战国玉璜中的形制、纹饰、雕琢技法，多在春秋器中已经出现或可在春秋器中找到渊源。战国时代既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期、也是一个政治制度不断变革创新、经济迅速发展、思想文化极度繁荣活跃时期，由此造就了这一时期充满生机活力、追求变革创新、昂扬勃兴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艺术精神引领着玉璜创作思想上不断追求形制、纹饰、技法上的标新立异、生动多变。战国时期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直接导致了治玉铊具的划时代变革，使这一时期对高硬度玉料的精细琢磨加工有了可能，也给高难度治玉技法的出现，新形制复杂玉璜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进而也大大扩展了玉料的概念范畴，迅速促进玉料的更新。同时，儒家思想对玉文化理论阐释的不断完善及玉文化思想被不断宣传扩张，促进了标示身份等级制度的佩玉的广为流行，进而导致了社会对承载不同文化功能玉璜的与日俱增需求。以上诸因素共同促成了战国玉璜制作的迅速发展进步，步入一个空前繁盛的高峰期。

春秋时期，虽然诸侯国之间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往，但因各个诸侯国赖以传承的本土文化、风俗民情、用玉风尚的不同，不同诸侯国生产与流播的玉璜，形制、纹饰仍存在着较为明显地域性差别，形成了所谓的“楚式玉璜”、“秦式玉璜”、“吴式玉璜”、“中原地区玉璜”等类别。战国时期，或因于诸侯国之间剧烈的征伐兼并、各地域之间频繁的交往，玉璜形制纹饰的地域性差别渐趋消逝，共同的时代艺术风格渐成为主流。以具有传统风格特征的“楚式璜”为例，战国时期，此类纹饰分段构图，以浅浮雕夔龙纹填衬细阴线网纹、绞丝弦纹、羽状纹制作的玉璜不仅仅流行在楚地区域范围内，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也常见此类璜。另一类体扁宽呈半圆形的双首龙形璜在湖南、安徽、河北等地区均有出土。凡此表明，战国时期尤其战国中后期以来，玉璜形制、纹饰特征的地域性差别逐渐消逝，大一统的形构特征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