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观淡然看待书画赝品

国画一开始，便有着重要而一贯的文化目的与人格追求，这些己成为国画能独立并永恒存在的理由。虽然，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政治经济的需要以及社会文化的引导与限制，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的形态面貌特征，有不同的侧重点，甚至有许多不同的准则与要求，但它们可从更广泛的文化解读中找到自体的认同。

在世界绘画史上，临摹一直是学习古典书法或绘画技法的主要途径。尤其是中国画，临摹和写生一样，是学习的基本途径。古代讲究师承和门派，学习的主要途径就是临摹先生的作品。中国古典画论的六法之一“传移模写”，说明了临摹的重要性。

一些由艺术大师临摹的高仿真书画在我国历史上层出不穷。故宫博物院所藏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王羲之《兰亭序帖》，皆非原作，而是唐宋人的摹本，艺术水准仅“下真迹一等”。故宫的不少仿真书画，材质与笔墨都表现得天衣无缝。如清代华严《桃潭浴鸭图》，抽上用小写意点染的桃花，色彩斑斓。徐邦达先生看后欣然题字“仿制甚佳，几可乱真”。博物馆内部，为了文物的保管、展览的复制品，因为是一位大家临摹另一位大家的作品，照样可以欣赏到与原画一模一样的神韵，近距离地领略原画的风采。

赝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赝品是相对原作而言；除了真品，其余都是赝品。狭义的赝品是指用来冒充真品的复仿品，带有欺诈性质。我们反对的是狭义的赝品。

从某种程度上说，广义的赝品艺术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因为它同样凝聚了作者的智慧。从中国画的保存寿命来讲，不过数百年至上千年，如果没有复制品、仿制品，那中国古画就会消失殆尽。真正好的赝品付出了复制者多年的心血，其代价不亚于原创，因此，高仿的艺术价值是公认的。张大千先生仿制的敦煌壁画，至今仍是世界公认的艺术瑰宝。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义的赝品是传承文明的功臣，有着积极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赝品之所以能够顺利交易，与市场需求是分不开的。由于艺术品的真品数量有限，收藏者的收藏动机各不相同，而且，收藏者的收藏行为还不得不在客观上受到购买能力的约束。因此，收藏者有选择性地购买一些精良的复制品，或者价格低廉的仿制品来“把玩欣赏”是正常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赝品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收藏者的需要，如把玩娱乐、装饰炫耀等等；因此，收藏者愿意为之“付费”。这样造成了赝品市场的客观存在。

近年来，拍卖会上那些被公认的优秀赝品销售态势也不错。例如精仿吴昌硕“花卉”的赝品能卖到8000元左右，精仿张大千“仕女”的赝品更是能够卖到1万元左右。

所以说，在这个市场上，艺术家、艺术家的亲朋故旧、鉴定家、经营者，对艺术品所下的真伪结论都不能成为100%的依据，而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退一万步说我们要打假，怎么打？没法打。这个市场只能靠两个，一是收藏者自己的眼力，二是经营者的信誉，这个经营者有时候也包括画家本人。

古玩收藏网李经理表示：“当代中国人正处在摆脱以往文艺唯崇严肃化的时期，然而尽管平民化乃大势所趋，但以广学博讨、功力锤炼为特征的严肃艺术毕竟仍属当代文艺的重要内容。存在是不是合理，这对书画赝品来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实际上，广义的书画赝品无关道德，它在推动艺术繁荣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