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国家美术档案政府介入艺术市场的一次试水

2008年7月起，一项由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筹备了半年之久的《二十世纪国家美术档案》工程即将启动，《艺术市场》作为率先独家披露这一消息的媒体，针对项目实施细节，记者先后走访了相关政府官员、艺术家、理论家、收藏家及市场专业人士，深入探讨这一由政府主导的庞大的国家美术档案编撰计划，力求为广大艺术品收藏投资人士剖析其发展前景。

引子：一部《宣和画谱》引发的美术史潮

时光倒流千年，有这样一个宋朝皇帝，他在位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政治上昏庸无能，惑于道术，终经历国亡被俘的莫大耻辱；但在艺术上却屡有建树，擅长楷、草书及工笔花鸟，写得婉约好词，甚至创造“瘦金体”。这样一位颇具争议的皇帝正是宋徽宗赵佶，他曾办过不少繁荣文化事业的政绩，最重要的一件或许便是亲自督促编撰了《宣和画谱》，入选作品多达6396轴，这部共计20卷的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收录宫廷藏画的书籍。《宣和画谱》结合官方收藏，广纳各家言论，附以史实记载，按时代先后对画家一一品第，由此也开创了国家编撰美术档案的先河。

然而，从《宣和画谱》至《石渠宝笈》，之后数百年涌现出的众多国家美术档案，不论选藏数量多寡，目次如何分布，都未能摆脱一个最大的时代局限——自上而下的传统思维模式最终决定了这些档案只能记录官方收藏，均未能涵盖民间收藏领域。因此，当历史坐标移至公元二十一世纪，面对一项即将浮出水面的国家美术档案工程，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或是期待：新一波由政府主控的美术史编年浪潮，究竟是重复前人，还是超越之举？

官方：编撰真实可信的著录典范

赝品问题突出，催生《档案》立项

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秘书长吕立新是《二十世纪国家美术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的发起人之一。谈及酝酿该项目的初衷，吕立新表示，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艺术品市场持续升温。特别是以齐白石、徐悲鸿等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大师作品，受到了国内外收藏界的一致推崇。但是，由于利益驱动和信息不对称，艺术品的赝品、伪作问题十分突出，不仅妨碍了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中国艺术品在国际市场的形象。为了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促进市场良性发展，保护民族艺术，传承文化遗产，提升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地位，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评估委员会拟联合中国艺术档案学会，对二十世纪最具艺术成就及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作品，进行全面的搜集、鉴定、梳理、分类、归档，建立《档案》，为后人留下一份真实可信、翔实全面的著录典范。

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

由于《档案》项目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实施周期较长，涉及层面较广，国内外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这也要求评估委员会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周密组织，协调安排，确保各项工作健康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关于机构设置问题，吕立新告诉记者，目前拟订成立由文化部、中国艺术档案学会和其他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方向把握、政策指导、关系协调，并设立由业内专家和相关领域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项目的实施步骤、运作程序等提供专业咨询。同时，由于《档案》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评估委员会拟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成立专门的艺术品公司，在两个委员会和项目办公室的指导下，进行项目的资金投入、组织运营等各项具体工作。

艺术家档案数据库将分级管理

吕立新指出，建立《档案》是一项复杂的文化工程，并非短期行为，应逐步完成，一一建立。评估委员会拟从艺术家部分着手，作为《档案》建立的切入点。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逐步扩大延伸，将围绕与中国美术当代特性相关的因素，如赞助机制、教育机制、传播交流机制和审美机制等方面的历史变化来编著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历史演变，涉及到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传播、学术交流、艺术思潮与艺术流派、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按照评估委员会计划，艺术家档案的整理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至2010年，拟建徐悲鸿、潘天寿、李可染三位国画大师档案；第二阶段为2010至2013年，拟建黄宾虹、吴昌硕、傅抱石、齐白石等大师档案，以及董希文、罗工柳、王式廓三位油画艺术大师档案；第三阶段则是2013至2018年，陆续建立林风眠、吴作人、张大千、吴湖帆、李苦禅、王雪涛、关山月、黄胄、靳尚谊、吴冠中等艺术家档案，以及美术市场、美术教育、美术组织、美术传播、美术交流、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等分卷。

吕立新还强调，所有入选的大师作品和相关资料都将即时编入数据库，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出发，数据库实行分级管理，一些普及型信息可以向公众开放；专业性信息，可实行注册会员制，进行有偿服务；还有一些不适合公开的作品信息，实行保密管理。数据库资料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艺术品公司和其他企业使用这些信息，进行出版发行等业务，须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并缴纳一定的费用。

“背对背”确保选录客观公正

对于记者特别关注的《档案》项目如何确保鉴定、选录工作科学严谨这一问题，吕立新认为，中国书画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至今还没有一套完整、成熟、系统的鉴定方法，难以借助科技手段，目前还是以传统目鉴为主。而针对不同类别专家构成的鉴定队伍未来可能发生意见分歧的状况，吕立新建议将来采用“背对背”的工作方式，不论是艺术家家属、学生还是书画鉴定家、收藏家，他们对同一件作品的鉴定意见都将分别记录，最后再汇总进行讨论，从而确保选录工作的客观公正。此外，由于评估委员会联手中国艺术档案学会，也保证了入选作品的科学分类，同时相关文献、书信、影像等档案资料的补充又有助于美术史全貌的构筑。

艺术家：修史很严肃，也很完美

毫无疑问，在这场马拉松长跑式的当代美术修史立志的举国工程中，艺术家的选择与建档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编撰前期，这也关系整个项目的最终走向。那么，入围的在世艺术家如何看待《档案》工程，而入围的已故艺术家家属对此又有哪些期望？

国家档案可有效调整市场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是中国当代油画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为数不多入选《档案》工程的在世艺术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连连表示自己作为入选画家，不便表态，有些问题应由《档案》工程的主管部门、出版部门和美术批评家、相关市场人士去评判。

“档案工程很重要，能够把混乱的市场调整好。”靳尚谊首先做出了肯定。至于《档案》是否应该收录艺术家的全部作品，他表示档案整理有两种：一种是全部罗列，属于编史的范畴；而另一种则是挑选有价值的作品，应属于精品档案。至于两种方式孰优孰劣，靳尚谊表示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作为艺术创作者，靳尚谊非常希望档案工程的建立能够真正地对当下艺术品市场逐步规范化起到良好作用。2008年5月30日这天，在一场由文化部、民政部联合主办，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承办的“为了孩子”——中国艺术品经营行业联合赈灾义捐义拍活动中，靳尚谊创作的《放牛娃》以180万元成交。“那已经是我30年前的作品了！”靳尚谊感慨道，油画创作是一个漫长而耗时的过程，自己的作品相当少，一年仅创作几幅。也正因如此，靳尚谊认为自己的作品“打假”很容易，他自己就可以辨别。

“国家美术档案应是一件相当严肃与完美的工程，希望事实也能如此。”靳尚谊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此刻不妨作一种假设，如果艺术家还健在，且存世作品有限的话，势必成为《档案》编撰工作的有利条件。

评价艺术家不应太看重“市场”

李燕是已故著名国画家李苦禅之子，自身也习书画多年的他特别推崇司马迁编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在他眼中，司马迁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更是一个文学家，他的笔下诞生了众多鲜活的历史人物。

在李燕看来，《档案》工程属于政府行为，是一件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本着“不回避、不修改”的态度，注重史料的收集，并且不带任何倾向性。如果某些问题因为特殊的历史时期需要回避，也应该在史料中做出相应的说明。“你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被历史尊重，歪弄历史的人最终也将被历史歪弄”，李燕如此评价“史”的地位。

对于《档案》的艺术家名单如何确认、评价标准如何设立，李燕认为除了考量艺术家的绘画水准，还要综合其他历史因素。比如徐悲鸿的大师地位，除了他作品所体现的中西合璧艺术成就，亦包括他在新加坡几度卖画支援国民党桂系军阀抗日等亲身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都是编史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一个处于历史事件之中的人都是立体、多维的。李燕以为，评价艺术家不能与市场有太多关联；应该站在历史大环境下，给予多角度的评价，通过“纵”“横”的比较，从而建立“史”“论”合一的立体坐标。

鉴定争议可搁置处理

已故著名国画家李可染之子李小可，与李燕颇为相似——同为名门之后，并兼有书画家的身份。李小可认为，杰出艺术家一生的作品往往分为不同历史阶段，《档案》对现当代画家的档案整理并不是单纯的资料收集，更重要的是记载艺术家在特定时期所发挥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通过文化史的梳理，确认艺术家的真实价值。

李小可表示，《档案》的启动或可解决近现代中国艺术的一个棘手问题，即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存在巨大分歧的背景下，通过国家档案，通过国际交流，可以向世界推介真正优秀的中国近现代美术作品。

李小可希望，《档案》能成为一个长期的、细致的、战略的工程。《档案》在对艺术家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少部分作品流失和真伪的问题。对此，他认为这些都需要政府机构来判定与评估，先整理、列入把握代表作和重要作品。如果艺术家家属与鉴定家之间的意见出现分歧，建议先搁置一边，不要仓促决定，不能轻易否定任何一件争议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线索的增多，事实最终会水落石出。

收藏家：艺术品研究保护刻不容缓

摸清家底非常重要

大半生在荣宝斋从事绘画、研究的米景扬也是当仁不让的书画收藏大家，在他看来，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综合绘画成就最大的时期之一，甚至可以与唐、宋相媲美。然而，现代人对二十世纪美术史的记录又是支离破碎的。米景扬对记者说，“小至一家，大至一国，摸清家底非常重要。”他认为，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艺术品在市场中浮出水面，及时整理、研究、保护艺术品是一个好的时机，文化部此举也是繁荣文化的重大措施，相信《档案》对于记载这段珍贵的二十世纪美术史必将做出重要贡献。

米景扬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五六十位杰出大画家，经历了诸多世事变迁，他们的作品要消失一件很容易，但绝不会多出一件，因此，如何对这些作品去伪存真地进行保护和研究显得迫在眉睫。

米景扬介绍，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注重收集、整理珍贵艺术品的资料。比如日本，便对存世艺术品划分了“国宝”等各个等级，信息掌握在国家手中，也就有效地防止了珍贵艺术品的流失。欧洲的很多国家也同样如此，比如凡·高一生绘画了多少作品均有详细记录，既便于国家的保护与研究，也有利于收藏家及时掌握相关信息。遗憾的是，中国的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如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等尽管有不少画册出版，但至今却没有一部完整的权威的国家认可记录。

米景扬建议，对二十世纪杰出中国画家的摸底过程可以先以某个人为基础，再逐渐扩大范围，这些画家列入档案的顺序可以采取“先易后难”“先量小后量大”的做法。

米景扬认为，《档案》工程需要做很好的宣传，让大家认识到这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情，要让老百姓知道艺术品不仅在博物馆，也在民间。他表示，《档案》需要很好的组织与规范，至于将来出现不同意见也属于仁者见仁，争议可以先搁置一边。“最起码，目前还有亲历者或见证者在世，现在做比将来做要容易！” 米景扬说。

国家应鼓励艺术中介机构发展

曾在2005年以6930万元天价购得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的著名书画鉴藏家杨休，去年开始筹备一个资金过亿的国家级艺术基金会，用于记录、整理、研究中国各种正在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钟爱书画艺术的他，也一直期待藏于民间的众多艺术珍品能够获得有效保护与“正式身份”。

杨休说，中国书画至今没有一套公认的鉴定系统，也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去保障书画鉴定的结果，不仅是书画鉴定家，画家本人甚至是画家的家属、弟子都可以进行鉴定，即使结果出错，收藏家也找不出证据去判定与索赔，“没有人能有绝对把握自己不会犯错。”在他看来，今天的艺术品是有价的作品，并不是无价形态，收录作品的好坏不应该有排他性，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充当法庭、法官的角色，除非国家为此立法保障。毫无疑问，如果一件作品被判决不能入选《档案》，其价值肯定会下跌，这种损失是收藏家难以承担的。

杨休表示，由于艺术品鉴定牵涉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就注定这项工作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运作。他举例，在艺术品市场极为发达的英国、法国，尽管没有专门的官方机构对市场进行约束，但社会里却同时并存很多艺术中介机构，它们根据自身信誉度的高低、生意的多少来决定各自存活的几率，遵守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而艺术品收藏投资者也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去选择不同的中介机构。

杨休指出，国画作品的收录、鉴定还是一项耗钱、耗时的工作。比如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流失海外，如果将来其藏家主动与《档案》联系，相关机构出国的费用和鉴定作品的费用由谁来承担？再比如齐白石的作品，存世数以万计，哪怕一年鉴定100幅，需要多少年能完成这项工程？因此，在对《档案》可行性分析时，杨休表示，如果在国画与油画之间选择，他更倾向于为油画建档，同时只收录在世画家2008年以后的作品，即《档案》建立之时开始生效。对此他的解释是，《档案》之前已经发生过多起画家不承认自己作品或是画家家属因为收钱而承认伪作的事件。“所以，《档案》最好选择那些存世作品不多且具有崇高人品道德的油画家，这或许是比较现实的做法。”

收藏家：艺术品研究保护刻不容缓

古代书画鉴定经验可借鉴

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温桂华曾担任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一职多年，也是国内艺术品市场资深专业人士之一。在谈及个人看法时，她对《档案》如何确保鉴定结果的公平、公正表示出极大关注。“书画鉴定往往是一眼看高、一眼看低的事情，估计具体的问题会比较复杂。”温桂华提出，将来如果家属与专家的意见发生冲突，到底参考哪边，是否推行一票否决制？

温桂华介绍，当年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是至今国内书画鉴定界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几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先生历时八年，进行全国巡回鉴定，仔细遴选各地绘画精品和大陆以外博物馆所藏的重要遗珍，最终编撰出版了《中国绘画全集》这部具有示范效应的典籍。

温桂华说，当时几位先生就采取了比较公平的策略，当时他们对于有些争议的作品，仍然收入全集，但在作品下面会注明谁认可、谁不认可，保留了各位专家的意见，供后人参考。她也建议《档案》项目比照“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做法，“毕竟，市场里的艺术品真伪与否，最终还是由买家自己去抉择。”

民间收藏应被国家重视保护

董国强的身份有些复杂，原本只是一位单纯的资深书画收藏家，在艺术品市场里浸泡了二十多年后，觉得应该玩一个自己理想中的拍卖公司，于是便成了今天的匡时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当他从记者这里获悉《档案》工程的作品收录工作会同时将国家与民间收藏同时纳入整体时，立即表示：“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情！”他告诉记者，过去国家对民间收藏的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艺术品重视不够，不论是拨款还是关注度。而相关美术著录中，很多重要的文献资料收录也不完整。比如潘天寿、徐悲鸿、齐白石这些大师的作品，这些年市场里涌现了很多重要的作品，也没有受到国家应有的重视。

董国强认为，收藏于民间的重要美术作品，最终还是应该由国家美术机构来研究与保护，这应该是一个趋势。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重要作品均有流失海外的危险，同时民间收藏未必能给这些作品提供很好的研究、保管条件，并不能充分发挥其真实价值。他举例，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记录在册的重要美术作品一般都尽量不在市场中流通，即使上了拍卖会，政府也拥有优先购买权。董国强相信，《档案》工程将促使国家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收藏的重要美术作品采取相关措施，有利于珍贵艺术品的保护。

“当然，民间收藏良莠不齐，这也需要相关机构与专家进行甄别。”董国强补充道。当然，鉴定难免会有分歧，“专家中有真专家，也有伪专家；画家家属中有懂的，也有不懂的。”他认为，如何发挥每个专家的特长也是《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美术史的专家可以侧重编史，而鉴定专家则集中辨别真伪，画家家属中如果有不擅长美术鉴定的，最多只能提供参考意见。总之，专家团队中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越全面，结果将会更加客观公正。“把一件假的艺术品看成真的，最多只是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假的终归是假的，迟早会露馅；但若把一件真的艺术品看作是假的，对于美术史而言，则是一种犯罪。”董国强语重心长地说。

最后，董国强表示，《档案》作为国家工程，作品甄选工作需要更加慎重，参与者应本着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抛开所有个人利益，相信国家也有条件来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