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寻城记报告之七】西安，文物重镇的困境与重生

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的西安，在收藏上难免会带有一丝曲高和寡般的情结，处处透露着黄土高原般的粗旷与厚重，骨子里天然地认为这里见证了最古老的中国历史。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古老文物，尚不能滋养一片肥沃的收藏市场。文物重镇西安不得不在重重困境中寻求突破，眼下看，官方和民间合力找到的一个突破口，便是当下最流行的财富杠杆——土地。

收藏寻城记西安站文化论坛现场嘉宾

地下博物馆

徐也力的公司，在西安市区一座并不起眼的写字楼里，不见玻璃幕墙，也不见保安门禁，简简单单的三四间办公室，从外面看与一般的小公司并无区别。但是，推开他办公室的门，迎面撞上的却是一尊一米高的石佛，屏风后面，待客的不是沙发，而是一张宽敞的雕花木床，青铜剑、石像、陶器散落在屋子里各个角落。隔壁另一间办公室里，一张普通的木制茶台旁边，红绸子盖着的也是徐也力引以为豪的大宝贝之一，揭开一看，原来是一座石制的大龙头，“唐朝的，据说这样的龙头一共才出土了两个。”

陕西人徐也力，看上去也就30多岁，实际上，今年48了，接触收藏已经15年。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我们问他的公司是做什么的，他似乎并无兴致，淡淡地回答：“做点电力小工程。”可是，开着沃尔沃XC90来接我们的司机道出了实情：“好几百人的工程队伍都在外面呢，在陕西民营的电力工程公司中，我们还是排上号的。”

在西安采访文物收藏者是一种奇妙的对话体验，往往在一间间不起眼的屋子，被一堆国宝级级文物包围着。收藏者可能是一个老牌的古玩家，也可能是一个半路杀出来的新贵，但落座后，双方谈话的起点，几乎从来不涉及具体的物件，而是煌煌数千年的古都史，是周秦汉唐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甚至帝王更迭都如数家珍。待到谈话的结尾，主人才会不经意间提议：“带你看看我的小玩意儿吧。”

西安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作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前后长达1200多年，集中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周、秦、汉、唐。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的彭德教授从地理环境角度来解读这座城市的收藏气质：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自古以来就是旱涝保收的沃土，八百里平川，干旱时有渭河水来解渴，水涝时又有八水绕长安来排洪，但因为富饶，实际上又是一个封闭的盆地环境——北有黄土高原和沙漠，南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西有险峻的陇山，东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潼关，一直以来保留着自给自足的传统。

彭德进一步解释，由此塑造的西安收藏界，一则是肥沃，二则是封闭。“周秦汉唐留下来的文物起点高，量大，丰富，为西安的收藏界奠定了很高的起点，但同时带来的问题则是，西安收藏者容易把目光局限在本地，满足于圈子里的自给自足。”

说西安是“地下博物馆”，一点都不夸张，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全国很多省份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都是西安周边的出土文物。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做研究工作的蔡一阳介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位居全球最顶级艺术品行列，距离西安100多公里的宝鸡，建有世界上唯一一座青铜器博物馆，民间流传的青铜器无法统计，由于工作原因，他每年总能见到一二十件上乘的青铜文物。除去浩繁的地下文物，以石雕为主的地上民俗文物也是西安的主流收藏品，汉唐时代的陶俑、砖瓦都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只需看看西安美术学院的校园里随处堆放的6000个明代栓马桩就明白，“文物”在这里并非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词汇。

这座城市的收藏之风，似乎是骨子里生长出来的，已经与街头熙熙攘攘的市民融为一体。在西安，无论是出租车师傅，还是街头卖羊肉泡馍的小贩，聊起收藏，对方都能扯上几句。但当地人不会说这些文诹诹的词儿，在他们看来，收藏其实就是“谁家里没有几件传下来的老玩意儿啊”。这句话看似通俗，却包含了西安收藏市场最典型的两个特点——第一，古玩遍布民间，乃文物富饶之地，收藏的普及度与积极性高;第二，祖传仍然是民间收藏的主流形式，重收藏轻流通，文物虽多，但收藏市场还称不上大繁荣大发展。

彭德将这种高涨的民间收藏热解读为西安人的“集体习惯与自觉”，哪怕是在收藏的投资价值尚未爆发之前，西安人的收藏情结也一直流传着。本地老牌藏家路增远分析，在西安的金字塔形收藏市场中，80%以上的属于大众收藏者，他们可能是开馆子的小老板，可能小公司的上班族，也可能是一员普通的公务员。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收藏的主战场便是古玩市场。

西安的古玩市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长期。早在明清时代，西安小东门城墙根底下就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古玩、旧货交易市场，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文革”结束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波古玩买卖的小高潮。最早从文艺路上的花鸟市场开始，那时候，每天天不亮，从周边赶来的文物贩子，带着从乡下各地搜罗来的宝贝，在城墙根下交易，到天亮时已经基本卖完收摊。由于这些文物大多来自盗墓贼，涉及非法交易，所以大多集中在天亮前完成，因此，这里又得了个“鬼市”的称号。这种灰色地带的古玩交易逐步兴盛，甚至形成了一种公开的默契。

15年前，徐也力刚刚踏进收藏圈的时候，也是从逛古玩市场开始的。小东门是他常去的地方，先从便宜的小件开始买起，几百块钱的春秋青铜剑，两三千块钱的青铜鼎，最初买来基本都是为了送人。自己慢慢也产生了兴趣，由于兵器等物件携带不方便，他开始偏重收藏铜镜，多年积累下来，倒也成了这一行里的名人。

徐也力介绍，西安收藏界的主流是青铜器，“西安人偏爱高古时代的东西，起点高，追求历史的厚重感。”前些年，他也在古玩市场投资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古玩店，“那时候古玩市场上好东西多，真品率高。”现在老牌的藏家，基本都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古玩市场。

随着“鬼市”的规模越来越大，盘踞在此处经营旧货的小摊贩越来越多，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古玩交易范畴，一度使交通严重堵塞，同时破坏了古城墙的原有风貌，成为粘在城墙脚下的一块“牛皮癣”，令有关执法部门头疼不已。后来，政府下定决心整治，到现在，西安的古玩市场已经告别了“鬼市”年代，基本完成了规范化改造。

直到今天，古玩市场仍然是这座城市中最具活力的收藏象征。小东门的“鬼市”已经改建为西北古玩城，朱雀路上的古玩市场仍然是普通收藏者常逛的地方，该城于1998年由一个废弃的菜市场改建的，占地面积六千平方米，里面共有固定营业的文物商店400多户，呈东西纵向排列的商店过道中间的则密布300多个摊位。古瓷、古币、古玉、古画、青铜古镜、唐三彩等都有，经营范围很广，销货的量也比较大。而最近几年在南城兴起的大唐西市古玩城则属于后起之秀，代表着高端的民间古玩交易。

政策夹缝里的收藏

蔡一阳的收藏经历，代表了这个城市里的大部分普通收藏者，他们并没有像徐也力那样稳定而雄厚的经济基础，而是靠着个人的不断摸索和钻研在收藏市场中逐渐做大。他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平时自己也搞搞收藏。按照蔡一阳的讲述，1999年他进入收藏界的时候，正是西安古玩收藏的黄金期，“价格低，真品多，那时候稍微有点钱的就能收到很多好东西。”蔡一阳在农村长大，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但他靠着微薄的工资，从几十元的普品入门，广泛收藏战汉古陶、明清石雕，多年滚爬摸打下来，也如滚雪球般积累了不少的藏品。为了避嫌，他辞去了单位里的领导职务，选择只做一名普通员工。

在蔡一阳看来，要分析西安的收藏市场，就不得不提猖獗的盗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猖狂的盗墓团伙横行陕西，甚至形成了渭南帮、凤翔帮、西安帮等不同帮派，与河南帮、山西帮针锋相对，有时甚至为了争地盘打得头破血流。热闹的古玩市场上，很多文物都来自这些盗墓团伙，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在盗墓者和文物贩子之间游走的中间人群体。

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随之而来的便是疯狂的盗墓，历史上早有记载，唐人颜胄诗所谓“群盗多蚊虻”，“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等，便是盗墓现象的写真。以西安为中心，渭河北岸的五陵原和南岸的杜陵原是关中汉唐古墓群最集中的地区，一直为盗墓贼所觊觎垂涎，成为盗墓犯罪的高发区之一。渭河两岸的台地上，现在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但却深埋着数不胜数的多少历史往事和珍贵文物。

正如硬币的两面，盗墓者在破坏、走私文物的同时，客观上也为这个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藏品。只是，这种游走在钢丝绳上的收藏，造就了西安独特的收藏景观——东西越多，盗墓越严重，政策也就随之越收紧，文物收藏的市场化程度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

十几年积累下来，徐也力收藏的铜镜已经有几百枚。打开隔壁一间办公室的门，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铜镜，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还远不是他的全部，“更好的存在银行保险库里呢。”他半开玩笑似的告诉我们。由于常年收藏青铜器，徐也力格外注意收藏的安全意识——让他头疼的不是如何妥善保管这些珍贵的藏品，而是如何保证合法收藏不踩红线。他告诉我们，现在买入藏品基本有三条途径——拍卖会、古玩城和下乡寻宝。“对于拍卖会上的海外回流文物，只买打了火漆的，传承明确;古玩城里的交易大多建立在既有的人际网络之上，尽量不要做第一手交易;而下乡寻宝则有更高的风险，如何确保买来的东西不是盗墓所得，确实需要费一番心思。”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凡境内出土的文物都不能进行交易。这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也给收藏市场戴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处在政策夹缝中的文物收藏，在西安表现更加明显。资深藏家路增远从1992年起就开始参加拍卖会，但在西安的拍卖会上，基本上很少能够见到有文物上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活跃在民间的文物交易，这些交易基本都是私下进行，或者通过朋友，或者通过专门的文物贩子，“如果政策放开，文物可以进入流通领域，西安的收藏市场一定会迎来一次火山大爆发。”路增远说。

彭德曾经听到过一个数据，说五年前，西安被盗的古墓就已经达到20多万个。两年前，一桩发生在西安城郊的盗墓案震惊全城的收藏界，被盗的墓主人是宋代的考古大家吕氏兄弟(吕大防和吕大临)。彭德介绍，这两人当年都是收藏大家，本来收藏的东西就来自历代的盗墓者，所以他们尤其注意墓葬的防盗，精心修护。可是，没想到，两年前竟然由吕氏后人一位守陵者监守自盗，直到所盗的文物在香港市场上拍卖才被暴露，从海外追回的文物现在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里，虽然不是墓中最好的文物，但已经相当精美震撼。

盗墓大案频发，促使相关政府部门下大力度进行整治。由于陕西的文保部门经费相对充裕，单是一个秦始皇兵马俑每年的门票就超过两个亿，这几年在打击盗墓上投资巨大，每个县都建立了文物稽查大队，甚至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就设在西安。自2009年起，随着全国文物政策的收紧，陕西的监管加强，公开的文物交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

对于文物重镇西安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悖论——越是盛世，监管越紧，越是文物富饶之地，对流通的控制就越是严格。由此，西安的文物收藏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公开拍卖几乎销声匿迹，民间交易却暗流涌动。

这个城市的收藏圈子里，不断充斥着各种光怪陆离的盗墓故事，一夜暴富的背后则是莫大的风险，时常风声鹤唳。为了求安全，即便在摩肩接踵的古玩市场，能够摆在桌面上交易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徐也力这几年的收藏范围已经扩至全国乃至全世界，以文物收藏论，西安与北京可称得上是两个重镇。我们让他比较一下两个城市的不同，他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北京的古玩市场更开放，更大胆，好东西直接摆在柜台上，我们去看了大吃一惊，在西安怎么可能呢，藏得深着呢。”

画派与本土消费

与处在政策夹缝中的古董文物收藏不同，西安的书画收藏要活跃得多。承袭了沧桑的历史，西安藏家对书画的偏好，源自这个城市一直未断的关中文脉和独具一格的书画土壤。

1940年，当34岁的赵望云来到西安的时候，他已经是当时全国赫赫有名的国画家。在西安美术学院彭德教授眼里，担任过《大公报》记者的赵望云，以书写的方式画画，像阵地记者般记录下时代中的人物，看似匆忙粗略，但却形似神似，准确地捕捉了黄土地上的时代变迁和人生百态。

以于右任的书法和赵望云的画作为标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成为当时西北地区的书画重镇。作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赵望云的画作一画一品，突破了传统的地域风格，开创了用传统的中国画来展现现实人物的新意境。他是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好友，画作又受到徐悲鸿等大家的高度评价，尤其受到民国官员的追捧，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官员书画市场。解放后，赵望云担任陕西省首任美术家协会主席、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务，磅礴大气的风格一直在西安书画界延续下来。

1957年，赵望云被划为“右派”，石鲁上台。石鲁来自延安，深受红色革命熏陶，其画作更加张扬，表达革命题材的主题画迅速走红。长安画派的影响力一直未衰，直到今天仍然是西安书画收藏的主流风格。

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被广泛忽视的名字活跃在西安美术界，那就是“秦文美”。这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画家群体，寓意陕西省美术创作组，为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创作了大量延安题材和革命题材的油画，使得西安一下子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油画重镇。此后，以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刘文西代表的黄土画派崛起，现在我们所用100元人民币上的毛主席像即其所作，在人物画上更进一步。可以说，从民国开始，关中地区的文脉都没有中断，粗旷、厚重、沧桑、有力的画作风格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传统的力量太过强大，反映在书画收藏市场上，西安在全国也是别具一格。彭德将之成为“地方粮票”——西安藏家最青睐本地画作，对其他书画则兴致不高。路增远一直致力于收藏陕西本地明清以来书画名人的作品，现在几无对手。他告诉我们，每年全国各地的拍卖会上，只要是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的作品，基本上都被陕西本地的藏家收入囊中，圈子里弥漫着一股“有我们在，谁也打不进潼关”的集体无意识。西安本地十几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外地买家很少来，基本都是当地名头。由于风格一致，目标明确，导致本地画派作品的价格一路走高，与外地拍卖市场形成明显的价差，很多西安藏家不得不远赴北京上海去收揽本地画作。

我们去拜会赵望云之子赵振川的时候，老先生正在画画，年逾七旬的他仍保留着每天画画的习惯。赵振川老先生告诉我们，直到今天，西安的书画创作仍算得上是全国一流，尤其强调笔法。西安人骨子里的“老大情结”，为画家们的创作营造了一片相对安宁的净土，全国各地登门来访的人无不为老先生大气磅礴的作品所折服，他告诉我们：“内行人看门道，一下笔就知道一个画家的基本功，在这方面，西安一直保持着高门槛。”彭德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段子，那年他收了一个外地考进来的博士生，画画的时候，他请一个西安学生去观摩，看了几眼，西安学生就走了，还颇为不屑地说：“这也叫画画?”无怪乎有外地画家来西安办国画展，大多都兴致高昂地来，却灰溜溜地走。

与高水平的创作土壤相比，西安的书画市场却极不相称。或许是因为这种封闭的骄傲心态，西安是全国书画市场最好的城市，但却一直没有成熟的画廊行业，遍布大街小巷的画店承担了交易功能，却没有滋养出真正的书画大藏家，没有孕育出成形的流通市场。在西安收藏界流传着一句话，“每一个喜爱收藏的美院教授都可以建一个博物馆”，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西安有着丰富的画作可供收藏，二是本地藏家仍停留在藏而不露的阶段，本土消费的观念根深蒂固。

与热闹的书画收藏相比，西安的当代艺术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彭德解释，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西安直到今天都远离现代文明潮流，不太可能生长出朝气蓬勃的当代艺术。与北京的国际化、上海的洋气风潮、广州的商业气息相比，西安的当代艺术代表着中国最传统的农业文明，透着封闭、淳厚、力量与苦难的气质，但因为市场的培育力量不够，稍有名气的当代艺术家最后基本都选择了出走。

新模式，收藏与地产

虽然前几年煤炭市场行情高涨的时候，有些陕北的煤老板也把投资触角伸到了西安的收藏市场，但大多来得快去得也快，“都是大买家，没有大藏家，做短线投资的，没人关心东西本身，他们关心的只是回报率。”路增远接触过不少这样的人，但大浪淘沙，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倒是另一股新力量，真真切切地搅动了西安的收藏市场——地产。房地产老板搞收藏本身并不稀奇，因为他们有钱，但如果房地产老板以搞房产开发的方式来搞收藏，就有点新鲜意思了。

对吕建中的采访是在他自己位于曲江新城的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里进行的，据说每晚的价格是8888元。这几年，不仅在西安，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吕建中都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媒体习惯给他按的名号是“文化地产领军人物”。

大唐盛宴曲终人散后，西安逐步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沦为“废都”。步入21世纪后，政府决心以文化旅游业重新振兴西安，逐步趟出一条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旅游地产开发模式。这其中，以投资过百亿元的曲江新城最为明显，现在已经成为新的城市副中心。

2001年，大唐西市重建计划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当年的长安城，东市主要负责国内贸易，西市则侧重于国际贸易，鼎盛时期占地1600多亩，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贸易产品涉及22个行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中心和丝绸之路起点，只可惜后来毁于一场大火。

吕建中领衔的陕西佳鑫实业集团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昔日辉煌的西市上，是一片破旧低矮的民房。吕建中自述，自己早年干过贸易和餐饮，以房地产开发积累第一桶金。20年前，他用准备买摩托车的两万多元钱第一次买了一堆唐代的陶俑骆驼，算是第一次跨进收藏门槛。拿下这个项目之后，有五六年的时间，吕建中并没有急于动工，而是组织人马研究如何定位和开发。

最初的定位是恢复旅游景点，按照九宫格局，全部建成高三层的门市房供出租经营。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2006年，就在拆迁城中村过程中，发现了原来西市的一些遗址，吕建中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停止通常的旅游开发，而是转而建立遗址博物馆，并以此为基础，摸索出一套文化地产的开发模式。

吕建中用“政府主导、科学规划、企业支撑和市场运作”来总结这一模式。在这套模式中，博物馆是核心要素。大唐西市博物馆是目前我国首家遗址类民办博物馆，馆藏文物2万余件,以西市遗址出土文物和吕建中多年来收藏的文物为主，上起商周，下至明清。据吕建中介绍，博物馆建设花费3个亿，加上征集藏品的几个亿，每年的利息支出便是1200万，这样的高投入只靠门票收入来维持根本不可能。

博物馆本身并不赚钱，但却以此为线索，延伸至其他的文化商业，比如古玩城。大唐西市古玩城现在已经成为西安最高档的古玩交易市场，也是全国最大的古玩城，营业面积74000平方米，有1300-1500家商户，这其中，西安本地的商家只占到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来自全国各地和港澳台地区。“大唐西市的出现，使得西安的古玩交易环境和价格都上了一个台阶，以此为起点，文物收藏不再是老百姓的小游戏，而是鸟枪换炮，进入了资本时代。”蔡一阳评论说。

逛完景点，再去古玩城淘宝，已经成为西安旅游的特色路线。利用古玩城留住客人，大唐西市进一步开发了酒店、丝路风情一条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并且计划建设17000平方米的国际展览馆，发展会展经济，以此拓展旅游产业的内涵。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地产开发——酒店、商业服务、写字楼和高档住宅的开发，可以一次性地快速收回资金，为这种文化产业的模式提供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吕建中的设想中，以博物馆和古玩城为龙头，以商养文，以文促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种政府主导、企业操作的新型地产开发模式，已经成为西安城市运营的经典范式，但眼下看，地产与收藏的内部关联性并不紧密，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房租经营阶段，或者是单纯以博物馆来提升地产的文化品位。真正做到地产开发与收藏市场在资本、运营上的深度结合，恐怕仍需时日。

采访的结尾，吕建中特意请我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对民营博物馆的政策支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陕西省民办博物馆协会会长，这也是最近几年吕建中屡屡提及的一个问题。

目前,就全国来讲，总共有2400多座博物馆,大约400家民办博物馆。而西安有60多家，其中民办博物馆24家。除了主打丝绸之路文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以收集、抢救保护周秦汉唐以来历代的石雕、木雕、砖雕、关中古民居及人民生产、生活、习俗、风情等各类遗物和名人字画为主要方向，从不同侧面集中地反映了关中地区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审美、劳动、居住、习俗风情等民俗历史风貌;西安经文牛文化陶瓷博物馆展示了数千件不同时代、材质各异、千姿百态的牛文化及陶瓷艺术珍品，尤其一对体量庞大的唐三彩牛极为罕见;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也是馆藏瓦当品类和数量最多的专题博物馆，博物馆展出了自西周至明清各个朝代的各种纹饰的瓦当、古砖共3000余块，可称为古代文化、历史、建筑研究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2010年，西安市提出博物馆之都建设规划，计划用3年时间使西安市的博物馆数量超过100家。西安市民办(行业)博物馆2011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近日在西安召开，西安市首次拿出636万元对24家民办和行业博物馆进行补助奖励。国外中等发达国家的民办博物馆占国家博物馆总数的50%-60%，它们的生存和运营除了有一定的政府资金支持外，主要靠企业或个人的募捐和赞助。以西安富饶的收藏市场和深厚的收藏文化而言，如何撬动民间的力量，将是这个文物重镇寻求重生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