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北宋定窑瓜棱式提梁壶

五代北宋定窑瓜棱式提梁壶；成交价:RMB 　1,663,125；尺寸：高12.5厘米；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8-11-28。

佳士得拍卖行今秋将在香港上拍一件精美的定窑瓜瓞形执壶。执壶足径6.5，高12.3厘米。壶顶部向内圆折，近口部向下内敛，形成一个很小的圆口。口上横搭一个条形系，将小口又分为两半；壶身整体珠圆玉润，接近瓜形，有较深的瓜棱压槽，底部为挖修规整的较大的玉环形圈足，足内侧有少量粘沙，足内心细线划刻「南」字；上腹部一侧为较粗但自然弯曲的短曲流，造型十分圆润优雅；另一侧接编成麻花形仿瓜蔓的曲柄，末端分出细小的蔓藤，用贴塑工艺连结三片三角形印花叶脉，呈品字形垂于壶顶之上，使壶的整体恰似一只盈盈可握的瓜瓞。此壶经香港中科发公司进行过热释光测试2，在取样部位可见胎体纯白，致密细腻如被浸湿一般，这是定窑最精工时期最高等级的胎质特征。十分难得的是，执壶通体施白中微稍泛青的釉，匀净素雅，莹润光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施釉的方式是在通体施釉后，仅将较宽足底内侧的一窄条釉刮去用于支烧。我们将施满釉后将足底的釉刮去的方法称为「裹足刮釉」，但这件器物的刮釉方法又比一般的裹足刮釉更为讲究细致，这是采用裹足支烧工艺之外最精工的一种装烧方法，十分少见。在胎釉特征和精工程度上与此壶的刮足工艺相类似的，只有1985年河南巩义市北宋皇陵宋太宗永熙陵祔葬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的精美定窑残器3。具有北宋中后期定窑器物中贡御使用的特征。

这种瓜瓞形执壶是定窑的一种造型独特的器物。定窑在其生产历史中一直以碗盘类日用器物为主要产品，塑形类的器物十分稀少。但这类瓜瓞形执壶却在考古工作中出土有若干例，主要出土于辽境，时代从北宋中期延续到金代中后期，可以看出明显的形制变化。与本件执壶最为相似的例子是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六号墓出土的一对定窑瓜瓞形执壶，造型、胎釉特征都十分相似（图一），豪欠营六号墓是一座小型六角形墓葬，墓主人全身满着铜丝网络并覆鎏金铜面具，具有较明显的辽中后期的特征，时代应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年）到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年）4。与此执壶造型相似的还有辽宁朝阳牟杖子辽清宁六年（1060年）赵匡禹墓出土的一件瓜瓞形执壶（图二）5，不过这件执壶的腹部满饰非常写实的刻花蕉叶纹图案，这种刻花图案与定窑北宋晚期的蕉叶纹有所不同，是北京龙泉务窑辽代后期的重要特征，器物的胎釉特征也支持这一判断。到了北宋末期，这类执壶的造型就像高瘦的方向发展，腹部的瓜棱变得较浅，逐渐脱离了瓜瓞的形象。如辽宁朝阳南林子辽墓出土的一件执壶在造型上与此壶相比稍显高瘦，腹部用贴塑的瓜蔓代替了压印的瓜棱腹，在上腹部还用细线划花绘出蝶纹（图三），这座墓葬为砖室石板盖顶，并有石门的墓葬，与河北北部到朝阳一带的金初墓一脉相承，应为辽代末期的墓葬形制6。到了金代，这类执壶就完全脱离了瓜瓞的形制，变成了近似梨形，流变成了较长的曲流，腹部的瓜棱进一步变浅，甚至出现光素无纹的，制作工艺上也远不如北宋中后期了。如吉林省梨树县金代偏脸古城中出土的一件梨形壶，提梁仍做成瓜蔓形，但壶身已完全是梨形的了7。

这类执壶常常在东北地区出土，也有少量的确是辽代瓷窑的产品，如见有北京龙泉务窑的产品。所以以往有学者将这类执壶统统归为辽瓷，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类瓜瓞形执壶不论是胎釉质量极精细的产品，还是较粗制的器物，大多数是定窑的产品。200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发掘定窑遗址，在产品质量最为精美的涧磁岭窑区的北宋末期地层中出土了这类执壶的残片，这里应该是那些非常精美的瓜瓞壶的产地。同时，在燕川、冶北窑区的金代地层中也出土了这类执壶（图四），相对来说，质量略低，尤其是金代，在东北地区大量发现的较粗陋的定窑白瓷主要是在这一区域生产的。

这类执壶的独特之处是器型较小，与常见的点茶用执壶和分酒用的注壶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其使用功能耐人寻味。我们说，这类执壶是北宋中期以来出现，但十分稀少的显示吉祥祈福含义造型的器物。《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瓞：小瓜也，意为连绵不断的藤上结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瓜一样。引用为祝颂子孙昌盛，绵延不绝。后又逐渐衍生出仕途腾达，夫妇和谐等含义8，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吉祥图案。这种吉祥的取意自六朝时就已形成。家门昌盛，人丁兴旺，大概是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对自己及家庭未来的期盼，因此，取意绵绵瓜瓞以期子孙昌盛的吉祥器物和图案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一直到民国时期还广为流行，民国结婚证书上都印有吉语「……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所以瓜自《诗》以来即有很好的寓意，且有日常使用之亲切，取其式以制器，以成图，很自然亲切。以瓜瓞造型制作器物以寓意吉祥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在陕西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中就出土了盛唐时期的三彩小瓜，一手可握9。就是取意瓜瓞。但这种定窑白瓷的执壶是否代表了棉棉瓜瓞之意呢？我们看，历代表达棉棉瓜瓞之意的图案常采用两种方式，多数为做出带有瓜蔓的瓜形，另一种是在瓜上加饰蝴蝶以表瓞之谐音的。而这种执壶上恰恰就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前述的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六号墓出土的一件执壶，在顶部的三片瓜叶的最前面一片上就印有蝴蝶的图案。朝阳南林子辽墓出土的执壶，则在上腹部用划花技法画出蝶纹的纹饰。这两例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以瓜和蝶结合表现「绵绵瓜瓞」含义的例证。可见这种执壶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瓜瓞形执壶。在此件执壶的很小的口部加了一条横系，而在赵匡禹墓中出土的执壶的口部，上贴塑一飞鸟，掩住进水口。无疑，这些构件都影响了这类执壶作为水器的使用功能。因此，这应是一类更具有吉祥含义的陈设用器物。从出土的成套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执壶是象征着用做酒具的，吉林省扶余县刘焕屯窖藏出土了带有温碗的这类执壶就是证明（图五）10，但其较小的器型和有意阻挡其正常使用功能的制作，使我们更容易相信，其在日常生活中是为了表达吉祥含义，或用于某种供奉、馈赠活动，而不常被实际使用的器具。

根据这种瓜瓞形执壶的演变，我们也看到，从唐代出现写实的瓜形器物，到北宋中期所做的执壶非常接近瓜形，到金代逐渐脱去写实的风格，在以后开始广泛出现用图像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吉祥含义的变化过程，体现了从写实的表达到示意性的表达的发展过程。这种执壶的发展正好代表了宋金时期吉祥图案和祈福文化的发展脉络。体现了从具象的美向抽象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