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 青花釉里红太极八卦纹三弦莱菔尊

清雍正 青花釉里红太极八卦纹三弦莱菔尊；成交价:RMB 　20,509,100；尺寸：高18厘米；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7-11-29。

此尊形制清丽脱俗，其比例大小和纹饰细节均独具一格，在雍正御瓷中极为罕见。它的原型是一款盛极一时的康熙御瓷，具体而言是一小批名为「八大码」的豇豆红釉器，英国学者艾尔斯（John Ayers）相信，这批作品或许是特为康熙赏赐功臣爱卿所烧造的，详见艾尔斯所撰〈The ‘Peachbloom’ Wares of the Kangxi period（公元1662–1722年）〉，全文载于《东方陶瓷学会会刊》，1999–2000年，64期，页31–50）。此类器物与皇室渊源甚深，就此可证诸巴尔的摩华特斯艺术博物馆藏一例器型类似的豇豆红釉尊（登录号49.155），据称这件作品源于康熙十三子暨首代怡亲王（公元1686–1730年）旧藏。艾尔斯在广泛研究后断定，该批豇豆红釉器创烧于康熙后期，这恰好解释了其样式沿用至雍正年间的原因。

但有趣的是，此尊的比例在雍正年间曾略加调整。雍正版本虽保留了器颈下端的三道细弦纹（故康熙豇豆红釉瓶又名「三线瓶」），但器颈与口沿均略宽，与尊身的比例亦更为和谐。再者，雍正瓷尊的器肩不像康熙原型般方正，器口外撇较为明显，所以整体轮廓益发娇美柔和。耿宝昌将之定名为「莱菔瓶」，图见《明清瓷器鉴定》页234图400编号11（北京：1993）；与此同时，他将此类器物的康熙版本称为「莱菔尊」，图见同一著作页193图344左方及图387左上。葛纳爵士伉俪（Sir Harry and Lady Garner） 旧藏一例近似的雍正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尊，现已纳入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珍藏，图见柯玫瑰所编《The T.T. Tsui Gallery of Chinese Art – Chinese Art and Design》页193（伦敦：1991）。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一件近似的雍正釉里红瓷尊，图见S. G. Valenstein所著《Handbook of Chinese Ceramics》彩色图版36（纽约：1975）。颇堪玩味的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与大都会博物馆藏品下方环饰的海水纹，画风与本拍品大同小异。

本拍品的青花釉里红海水纹用细线勾勒而成，这种白描手法可上溯至康熙年间的釉里红及釉下青花纹饰，详见汪庆正所编《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页109编号72及页61编号41（上海及香港：1998）。雍正时期的画瓷师虽曾采用这种画风，但相对来说并不常见。单就釉里红瓷器而言，此乃意料中事，因为铜料极难驾驭，烧造时往往问题丛生。但若像本拍品般烧造完美的话，其白描纹饰份外传神，对动态的描写更轻灵飘逸，浑无厚重之感。

这类画法间或亦用于呈现自然写实的海水纹，或描绘构图规整的纹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例雍正梅瓶，其釉里红海水纹远比本拍品工整甚或公式化，图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6：青花釉里红（下）》页187编号171（香港：2010）。该瓶品相完美，所刻大小二龙留白，背景的海水纹极其工整，效果更接近背景图案，而非写实的海水波涛。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一例刻白龙纹盖罐，其背景的釉里红海水纹与北京故宫梅瓶相若，此器突显了这类笔法细腻、汹涌起伏的釉里红海水纹之烧造难度，图见《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页175编号II-8（台北：2000）。台北梅瓶的铜红料在釉内有晕散的现象，更有几处渗出釉面。波涛的线条略为模糊不清，整体效果流于厚重，这绝非画瓷师所欲也。颇堪玩味的是，此瓶虽有瑕疵，但仍被纳入清宫御藏，可见釉里红纹饰烧造难度大乃公认的事实。一件有瑕疵的釉里红海水纹瓷瓶尚珍若拱璧，则波涛纹理清晰如本拍品者，可以想象昔日在宫中何等罕贵。

北京故宫珍藏一件康熙罐，其釉里红海水纹的风格不若前例拘谨，图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6：青花釉里红（下）》页208编号190。此作的海水纹与本拍品的风格更接近，其波纹用细线勾勒，而且兼具水花四溅的滚滚波涛和起伏有致的浪花，与本拍品如出一辙。两者的区别在于康熙罐的小水珠散布于浪花之中，而雍正莱菔尊仅见于浪尖和海浪上缘，使构图看来益发灵动。值得一提的是，本拍品的纹饰画工精细、收放自如，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仿明雍正青花釉里红葫芦瓶的纹饰风格迥然有别，后者对比之下更随性写意，图见《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瓷》编号146（香港：1993）。

此外，本拍品的青花纹饰由太极图和八卦构成，效果颇引人入胜。太极图为黑白二分之圆形，用以代表阴阳太极，有无极图和两仪图之分。太极图又分五层，此尊的太极或阴阳符号实则来自第二层。至于提出阴阳互为其根者，乃南宋儒家理学宗师朱熹（公元1130–1200年）。太极图首见于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公元1017–73年）所著《太极图说》，书中融合了释道二家学说和《易经》的玄学理论。此说后发展成为新儒家宇宙观的一个重要概念。太极图与八卦的结合，即所谓的「天地自然河图」。至于率先在太极图增添旋涡纹的应是赵撝谦（公元1351–95年），并发表于其1370年代的著作《六书本义》。本拍品亦结合了釉下青花太极八卦纹。明代编印的道家经典中，太极图有若干变奏，将此图简化为两个相扣漩涡者，似乎是明代作家来知德（公元1525–1604年）。明代较后期，太极图始结合古代河图的二黑白圆点。

众所周知，雍正帝笃信儒家治国经世之说，且深以儒家的政治理念为然，更常引经据典作为施政之理据。他还引用孟子有关道统的论述，来为满清入主中原辩护。雍正亦醉心禅宗，这对其治世之道不无影响。但他为人十分迷信，故热衷于道家学说，除了参酌命理卦象，对道家的长生之术亦深信不疑。由此可见，此尊以太极八卦纹为饰实不足为奇。

形制相同且纹饰相近的雍正尊少如凤毛麟角。伯灵顿美术俱乐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曾于1896年的展览会上，展出一对近似瓷尊（编号475及476）。两者均来自戴维斯（George R. Davies）珍藏，图见W. G. Gulland所著《Chinese Porcelain》卷二编号655（伦敦：1911）。香港苏富比于1979年11月（拍品编号224） 及1980年11月（拍品编号316）各拍出一尊，两者看来很可能便是上述瓷尊。其后二尊再度易手，一次是经香港苏富比于1994年5月拍出（拍品编号192），另一次成交于纽约苏富比1998年3月的拍卖会（拍品编号677）。另一件近似瓶为玫茵堂珍藏，图见康蕊君所著《玫茵堂藏中国瓷器》卷四编号1707（伦敦：2010）。R. P. Marchant所撰〈Some Interesting Pieces of marked Ch’ing Porcelain〉中曾提及本拍品，详见《Hong Kong O.C.S. Bulletin》1977-1978年，3期，图57-59，作者文中提到艾弗里?布伦戴奇基金会（Avery Brundage Foundation）有一件配对之作。

若将本拍品的形制、纹饰与康熙御瓷对照评比，便会发现此尊很可能出自雍正初年。雍正皇帝以品味高雅、精益求精著称，而这件品相清雅的珍罕之作，具备了这位要求严苛的君王治下御瓷的诸多特长。此尊胎体致密，造型无懈可击，而且形制隽雅，纹饰画工娴熟、布局巧妙，与器型搭配得天衣无缝，使每个构图元素皆得以充份发挥，亦无碍观众欣赏其莹如初雪般的胎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