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龙泉青釉剔刻四季花卉纹铺首耳罐

元龙泉青釉剔刻四季花卉纹铺首耳罐；成交价:RMB 　4,953,200；尺寸：高29.8厘米；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8-05-30。

龙泉青瓷自古誉满中外，慕名者遍及日本，不少顶尖龙泉名器均外销当地，供有识之士鉴藏赏玩。本器大概亦不作例外，在浙江省龙泉窑一经烧造，随即运抵日本，流传至今。名品佳器经家族世代相传，或由寺庙长存久贮，才免于散失，过程弥足珍贵。本龙泉青釉茶叶罐，形制独特，釉色莹润，清丽悦目。龙泉青釉典雅绝尘，一直备受日本鉴藏界推崇。

此罐原为日本久松家族珍藏，及至1955年转赠至现时藏家，并由后者保存迄今。久松氏为江户时期（公元1603至1868年）伊予松山藩「大名」。伊予松山，即现今四国爱媛县松山地区；藩，作属地；「大名」，为日本幕府时代广袤藩地首领之专称，亦即藩主。

久松家族持位藩主15世代，历时235年，与江户名将 － 德川幕府（1600至1868年）始创人德川家康（1543至1616年）关系深远。德川家康本名松平元康，1566年改名，为松平广忠（1525至1549年）及于大之方（1528至1602年）之子。于大之方及后改嫁久松俊胜（1526至1587年），并诞下三子，即德川家康同母异父之弟。其后德川家康再会母亲，赐予三弟松平姓氏，视对方为家族成员，并长期结盟。德川派驻各人管辖四国一带，其三弟之子松平定行（1587至1668年）安藩有道，令当地长治久安。久松家族在整个江户时代皆沿用松平一姓，直至1868年德川幕府结束后，才被明治政府要求复用原姓「久松」。

松平（久松）家族热衷茶道，时至今日，家族藩地松山一带依然保留丰富的茶道文化。传世文献虽寥寥无几，但根据1812至1878年短（66）年之有限记录中，当地所办茶会多达280场。松平定直（1660至1720年）继承依予松山藩藩主后，聘请里千家第五代主人常叟宗安（1673至1704年）掌管茶道事务。里千家为日本三大茶道流派之一，以发扬侘寂美学的千利休（1522至1591年）为宗师。常叟宗安为依予松山藩设计庭园、茶具，以至宫殿，其门徒一直为松平家族服务逾170年。及至近代，久松家族依然不断延续茶道传统，据1922年爱媛县一年报记载，时任日军中将的久松定谟（1867至1943年）举办了一场茶会，更邀得法国元帅霞飞（Joseph Joffre，1852至1931年）出席。从记录可见，当时久松定谟正在展示一组三幅对挂轴，为江户著名画派琳派作品。另见一元代漆盒，带著名漆匠张成款，用以盛放香烛。同见一莳绘漆盒，用以放置茶叶，由里千家第11代主人玄玄斋（玄々，1810至1877年）整理。足见久松家族对茶室陈列的艺术品也异常讲究。

此罐作为茶具一员，象征博大精深的茶道文化，同时透过茶会品鉴艺术一环，揭示主人久松家族之优雅品味。茶叶罐，顾名思义，乃盛放茶叶的器皿。春天采茶入罐，待夏季完熟，此谓新茶，即本器所盛之茶叶品种。罐口以木盖密封，覆纸多层，再用绳索缠束。本罐短颈，撇口，最宜装封。据下段引文所述，此类茶叶罐甚或以网结包覆贮于地下，避免夏季高温令茶叶变坏。日文「口切之茶事」，意谓年度首场茶会，在十一月上旬进行。茶会举行前夕，茶庭、茶室之大小角落皆会灿然一新，固有竹篱、水槽、障子与袄门之糊纸，以及迭席纷作替换。茶叶罐亦会由贮藏器变成鉴赏物，换上「口覆」，即罐口的覆布，以顶级丝绸缝制，并配以「饰之绪」，即沿罐口捆扎以固定覆布之绳钮饰结。茶会进行之时，茶人先小心打开罐口覆布，继而剪开层纸，并且移除木盖，最后才可取出茶叶。以石臼把新茶茶叶碾成粉末，即可留作冲泡。

龙泉青瓷罐作为茶道器具并不常见，惟古籍确曾记载此事属实。千利休曾去信京都大德寺僧侣春屋宗园（1529至1611年），述及丰臣秀吉（1537至1598年）于1585年10月7日在宫内举办之茶会所用茶具：「地下藏一砧青瓷茶叶罐，外以网结包覆。」 砧青瓷指龙泉青瓷，日本素以砧青瓷泛指龙泉青釉双耳瓶。松屋久重（1567至1652年）编修之《松屋名物集》及出云松山藩藩主松平不昧（1751至1818年）编修之《古今名物类聚》，皆列举砧青瓷为茶叶盛器。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现藏一罕例（图一）。

为隆重其事，「口切之茶事」所用茶具均为名器，其「口覆」制作亦不惜工本，常以中国明代织锦精制而成。覆布与罐口之间盖纸数层，可保护纤细的珍贵布料。「口覆」本身贵为名物，早已价值不菲，与茶罐一并流传，令本器更添历史意义。本罐每层覆布皆以不同丝料缝制，其中两层施扁平金线纬织。

本「口覆」（图二）饰以锦云朵朵，端庄绮丽，乃出自明代享负盛名的南京云锦，常见于中国贵族衣饰。位于南京中华门外，明代成化年间（1465至1487年）孝贞纯皇后王氏家族成员王志远墓，曾出土一袭黄地丝织锦缎袍，纹饰与本物同源，见《Power and Glory: Court Arts of China’s Ming Dynasty》，旧金山，2008年，页70，编号30。同类锦缎残件可参考赵丰着，《织绣珍品》，香港，1999年，页267，编号09.00e。四川省剑阁县亦曾出土一同类丝织锦缎残件，见武敏着，《织绣》，台北，1992年，216年，图版153。一组成于1584年之六册佛经，其中二册之经板装潢亦采用了此类纹饰，而当时丝绸已被视为珍稀之物，见 S. Vainker着，《Chinese Silk: A Cultural History》，伦敦，2004年，页147，图版93，左起第二及第四册。

元代晚期至明代年间，出现了云锦并合八宝图案。元末一例可参考高汉玉等着，苏玫瑰及Susan Whitfield译，《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1986年，页88，编号61；明代两例，同为锦缎，见同书第107页，编号85至86。如此纹饰组合鲜有用于小型饰物，本象牙白缎金线覆布（图三）之设计灵感可能正来自此类袍服。八宝纹饰亦可组合其他图案，并如意头纹者见于上述佛经锦面，同见上图，右起第一册；并开光龙纹者可见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另一蓝绫斜织缂丝夹经板，同书第155页，图版99。

以蓝绿菱纹为地之彩织锦缎可见于其他材质。1993年，江西省景德镇宣德御窑出土一青花瓷砖（图四），饰六角并圆型锦纹，此纹样在织绣品上同样罕见，见《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北，1998年，页122，编号F21。此风格貌似商喜 （活跃于1426至1435年）绘《关羽擒将图》中关羽所帔之军服纹饰，见C. Clunas 及 J. Harrison-Hall 合着，《Ming –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伦敦，2014年，页27，图5。此纹样早见于辽代布艺，可参见一10世纪织锦残件，见赵丰，《织绣珍品》，香港，1999年，页182，图06.00d。

本罐第四层覆布（图五）饰花卉纹，与中国丝绸艺术史关系密切，可追溯自宋代，见一北宋象牙白斜纹绫织，载于屈志仁及A.E. Wardwell 合着，《When Silk Was Gold –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纽约，1997年，页49，编号11。本覆布织锦纹样精巧生动，与元代至明初风格遥相呼应。新疆博物馆藏一饰同类纹样的深蓝色织锦，载于武敏着，《织绣》，同上，页216，下图。大英博物馆藏一挂轴，公元1450至1500年绘于宁波或日本，参照自一中国原作，名为《渡唐天神》。渡唐天神前身为日本平安时代（794至1185年）著名学者、诗人暨政治家菅原道真（845至903年） ，及后因与藤原氏家族不和而被贬，死后被世人崇祀为天满神，有如中国的文昌帝。画中渡唐天神身穿之袍服纹样，与本蓝缎金线覆布如出一辙。见《Ming –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同上，页269，编号229。

日本人惯以「仕覆」包裹名贵茶具，用于「口切之茶事」之名器诸如本罐，往往会用上中国上等织锦巧制，日本人称之为「名物裂」，常以茶道相关地区及人物加以仔细命名，同时用于制作包裹茶具的小布「袱纱」，或作为装裱挂轴的布料。这些产自中国的名贵布料，以14至18世纪制者为最，用之缝制袈裟，往往由渡唐后返国的日本僧侣一并带回，或透过当时的中日商贸引入日本。这些珍贵的中国织锦，被日本人视如瑰宝，即使随时日耗损，残存的细小布块仍会被高级武士留作装饰袍服。云云织锦纹样中，最为价值连成者为「金襕」，中文称作「金锦」，即本蓝缎金线覆布款式。金锦多用于缎织，以金箔贴纸切成丝线，在丝地上以金线或银线起花。著名茶人小堀远州（1579至1647年）对「名物裂」情有独钟，并在其主持的茶会上经常使用。2014年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展览《架裟与名物裂 － 舶来之染织》（袈裟と名物裂 - 舶载された染织），展示了这段珍贵而有趣的历史。

本罐形雅色绝，超尘拔俗，固然属明初龙泉青瓷典范。背后的收藏故事、茶道文化，乃至织物美学，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养分，俨如一部繁花似锦的百科全书，同时印证中国工艺与日本茶道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