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孔雀牡丹纹大梅瓶

元青花孔雀牡丹纹大梅瓶；成交价:RMB 　12,880,000；尺寸：高52.5cm；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0-12-06。

与元代其它青花梅瓶相比，本品无论在造型、尺幅、纹饰与构图设计方面皆具鲜明特色，堪称珍罕之作。检阅公私收藏之中，仅见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典藏“元 染付孔雀文梅瓶”与之相同，尺寸稍小，为47厘米高。参阅《中国陶瓷图录》图版68，日本茧山顺吉编，1960年。其造型比常见梅瓶恢弘和厚实，胫部比同类要粗壮一些，与腹部最大直径之比大于常见比例，从而显得整体造型更为敦实，这与同时代的青白釉刻画梅瓶的造型更为接近，反而在青花品类之中属于孤例。一般梅瓶高度存世元青花里（不含盖）均在40厘米上下变化，若如本品高达52.5厘米，则是目前所知尺幅最高的梅瓶。其口沿上有内凹圈线，与常见圆润唇口不同，如此设计应有利于与盖子扣合增加密封性，肩部装饰缠枝茶花纹，或妍放盛开，或含苞吐萼，画笔流畅，风格豪迈，一般多见为缠枝牡丹纹，而缠枝茶花纹则是不见于其它实例。腹部主题图案为两只穿花孔雀纹，笔意灵动，状物有神，青花色泽深沉，其中一面所绘孔雀即将降落花丛中，作回首状，此画片与土耳其托比卡普皇宫收藏的元青花花鸟草虫纹八棱葫芦瓶的上部当中一面构图、画法完全相同，尤其孔雀神态之相似如出同一人之笔。腹胫之际绘饰变形莲瓣纹，改变了通常只是装饰于足胫处的做法，也是元青花瓷器之中绝无仅有的一处实例。上下留出宽约三四厘米的空白带，如此布局设计令本品装饰风格根本上有异于其它梅瓶。此手法在元代青花瓷器中属于非常罕见和独特，与常见的繁缛致密的主流风格不同，除本品和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藏品之外，存世所见仅为七例，其中梅瓶占五例，分别为日本安宅收藏“元 青花牡丹唐草文”高38.1厘米，参阅《世界陶瓷全集》第十三卷“宋金元”页75，图58和江西高安元瓷窖藏出土的四件“元 青花云龙纹带盖梅瓶”，参阅《高安元代窖藏瓷器》页52、56、58、62。而本品是当前唯一可流通的一例，殊为可贵。如何揭开元青花瓷器的神秘面纱，是备受世人关注的话题，也是学术界一直探讨和研究的重点，本品的出现更好地启迪我们，元青花的装饰风格绝对具有多样性，纹饰的组合是在反复尝试之中趋于成熟稳定，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元代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需要，中国瓷业较宋代又有更大的进步，景德镇窑成功的烧制出青花瓷器。青花瓷的普遍出现和趋于成熟，产销兴旺，作为记录元代景德镇瓷业情况的唯一书籍，元人蒋祁着《陶计略》云：“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捡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筹，谓之非子”。元青花瓷以景德镇为代表，其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而异常珍贵，根据时间大致分为延佑期、至正期和元末期三个阶段，以“至正型”为最佳。它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使景德镇一跃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中心。元青花瓷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其造型大气磅礴而不失精致感，在器物的形制上独创较多，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集结的产物。且装饰意味浓厚的构图方式、稳重的色彩、釉下绘画灵动的表现力，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

元青花在器型和纹饰上，展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与风格。就造型而论，有着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此基于元人特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上的相同之处，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扁壶等器形产生的依据。但在装饰纹样上，则主要来源于汉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汉族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元青花不会按照汉族的审美崇尚发展，但由于汉文化的强大，以及元瓷“官搭民烧”的制作体制，使元青花这种“俗甚”的陶瓷装饰形式，在充斥着汉文化的制作环境中，按照蒙古族、伊斯兰民族的要求茁壮成长起来。在这种环境中，元青花不可避免地嫁接了诸多汉族传统文化因素。故从主题纹饰上看，元青花的主题纹饰大多是中国的传统纹饰，如牡丹、束莲、龙凤、麒麟、松竹梅等，其中松竹梅纹的画法颇受元代绘画的影响。从辅助纹饰上看，波浪纹、回纹、蕉叶纹等，大多出现在中国传统器物的装饰中。

以本场的元青花孔雀牡丹纹大梅瓶为例，其体量巨大，高达52.5厘米，丰肩鼓腹，造型圆润壮硕，集中体现了元代游牧民族所崇尚的粗犷之美，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民族风采。其上以青花描绘纹饰，自上而下分别为缠枝山茶花卉纹、双凤牡丹图案、莲瓣纹，层次分明，构图虽繁，但密而不乱，主宾分明。腹部所绘“凤穿牡丹”作为主题纹饰也得到突出，所绘凤鸟形似孔雀，体态舒展，姿态优美。双鸟一雌一雄，其一引颈飞翔，另一回首相望，取凤求凰之意，整体画风飘逸，运笔流畅，极为典雅，寓意吉祥。古代传说，凤为鸟中之王，寓意富贵的牡丹则为花中之王，丹、凤结合，象征着美好、光明和幸福。凤凰，与龙同为人们臆想中的神兽，据《尔雅·释鸟》中郭璞所注凤凰特征为：“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而《山海经·图赞》说有五种像字纹：“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腹文曰信，膺文曰仁”。龙与凤的形象随着时代的推移亦逐渐有所改变，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与诠释，细观元代青花瓷上所绘的凤凰，其形颇似孔雀。

孔雀产于热带，在我国仅见于云南，不仅可供观赏，其羽毛亦为极美的装饰品。汉司马相如有《长门赋》：“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啸而长吟”；汉刘向亦在《说苑·杂言》中云：“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1254年（蒙哥四年），忽必烈自大理北返，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并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与大理原来的统治者段氏共同治理云南地区。元代对云南的统治领域较之后历朝都更为广阔，而南方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也随之渗入中原地区，文化的交融带给艺术品以无限的生命力。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在原始时代，中国南方稻作民族就以“鸟”为图腾，这种被原始人类视为图腾的鸟，古称“丹雀”，又称“阳鸟”、“鸾鸟”，与稻作文化起源关系密切。据推断，孔雀开屏的华美足令彼时的人们惊艳与震撼，故尊其为“神鸟”亦属情理之中。《拾遗记》卷一说：“（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所谓“丹雀”、“阳鸟”、“鸾鸟”，就是凤凰神鸟的原型，《广雅》亦云：“鸾鸟，凤皇属也”。由于凤凰文化深深植根于稻作文化之中，“和”也就成了凤凰形象的基本特性，《山海经·南山经》云：“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者天下安宁”，所以凤凰在民间自古就代表着和美、和谐与吉祥。

“凤凰”的形象本身就是和谐观念的产物，一方面，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对立统一体，雄为凤、雌为凰，表示阴阳调和、合和祥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多元和合体，是在鸟图腾的基础上，融合原始时代多个不同氏族所崇拜的自然物的特征，集大成之美而成的。故凤凰文化的和谐理念可谓涵盖了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凤凰形象的这种“和”的特性，在有关凤凰的成语中也被经常运用。民间则常把以凤凰、牡丹为主题的纹样，称之谓“凤穿牡丹”、“凤喜牡丹”及“牡丹引凤”等，视为祥瑞、美好、富贵的象征，用于装饰器皿之上，此纹样在元青花上多有表现，为传统题材之一。

元代青花瓷距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它以高大的器型，精美的纹饰，艳丽的发色，成为中国青花瓷史上的顶峰之作，影响着世界古代艺术，使今人为之感叹。它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但因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而异常珍贵，本件即为传世元青花中的一例精品，展现了我国陶瓷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对后世的明清青花瓷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