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五/十六世纪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明十五/十六世纪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成交价:RMB 　17,530,440；尺寸： 94cm；拍卖公司： 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1-04-08。

依据传统，永乐时期的宫廷艺术，制作的工匠都隐匿其名。但是他们所制作的鎏金佛像被视为佛教世界最重要的作品，其特色是精致无暇的铸造技术与丰厚的鎏金技巧。在Ulrich von Schroeder，《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2001年，卷2，页1237-91，记录了四十五件刻有「大明永乐年施」的永乐佛像，都是来自西藏庙宇的鎏金铜佛。这些作品之所以能保存在西藏，主要是在永乐皇帝执政时期，皇室盛行馈赠佛像给西藏宗教领袖或是寺庙。这是源自于明成祖朱棣（1360-1424）在执政的永乐年间致力于强化与西藏宗教领袖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永乐时期宫廷内的所有的铜像并非全部都为了西藏而制作，而佛像也并未完全遵循西藏严谨的造像仪轨。于是，为数不少的佛像是依据汉传佛教图像形式而制作，这类佛像并未流行于西藏。例如一件Speelman收藏的乌杖那（Udayana）佛像，售于香港苏富比2006年10月7日，编号803。其他作例可数Markbreiter收藏的摩利支黎明女神（Marichi）与如意轮观音（Chintamanichakra Avalokitesvara），同售于香港苏富比2010年10月7日，编号2141与2143。这些应该为宫廷佛教信仰而铸造，不仅佛像的题材来自于中国，造像仪轨也遵循汉传佛教的传统。从这铜佛细部并未如西藏佛像传统般作加彩，可推测这类佛像应是御作坊为宫廷供奉所制，而非作馈赠西藏宗教领袖之用。

永乐佛像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奉藏传佛教为宫廷信仰之元代。在 Heather Stoddard Karmay 著作《Early Sino-Tibetan Art》（Warminster，1975年），一件十四世纪早期杭州寺庙的木刻版画（页47-50，图版26、29、30），提供了汉传佛教艺术全新风格的证据。在些版刻中诸尊温柔微笑的面容，饱满圆润的躯体，多层次宝座反映了当时纽瓦尔的（Newar）艺术风格。这类风格深受西藏地区的喜爱，而且是透由西藏才让当地著名工匠阿尼哥（Aniko，1244-1306年）将此风格引入中国。在永乐时期的雕塑家，几乎都使用类似图像做为蓝本。例如一件大英博物馆的连台座背光之释迦牟尼佛座像，请参见 W. Zwalf 编，《Buddhism： Art and Faith》，伦敦，1985年，或是比对Speelman收藏的一件同带台座背光之作例，售于香港苏富比2006年10月7日，编号808（图一）。本件佛像大致上延续永乐佛像相同的风格，但缺台座，几个细微处在风格上与大英博物馆或是Speelman的典藏品略有差异。此外还可比对Speelman典藏的另一件金刚总持（Vajradhara），同售于香港苏富比2006年10月7日，编号811，莲花座殿的衣褶采直线表现手法，垂放前腿，这不同于本件藏品在衣袍处采分布式的起伏皱褶。此外，以阴刻线条的表现手法缀佛袍的衣缘处，这个细部的刻划方式并未表现在其他部位。除了这些许差异之外，此件藏品依旧拥有典型永乐鎏金铜佛的特征。明显之处包括身躯与腿部上宽松的衣褶，自右肩垂落而下的衣袍，还有莲花底座的球根状花瓣，以及配置均衡的圆型联珠。

此佛像是现存形体最硕大带年款永乐鎏金铜佛之一，少数可相提并论之永乐作例或可举一件青海博物馆藏的莲花手菩萨像（Padmapani），参见《明永乐宣德文物图典》，北京故宫博物院，2010年，页253，图126，或是塞纽斯基博物馆的另一件典藏品，见 Ulrich von Schroeder，《Indo-Tibetan Bronzes》，

香港，1981年，页531，图版151E。其尺寸亦堪比一尊重要的宣德鎏金铜无量寿佛，售于香港佳士得2010年5月31日，编号1961。这件鎏金铜佛采历史佛陀（historical Buddha）释迦牟尼的身形，罩简素僧袍，右手持触地印（bhumishparsha mudra）。以释迦牟尼为题材的永乐佛像在文献上算是较为罕见。即使在 von Schroeder 西藏寺庙的调查报告也只有一件，请参考《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上述出处，页1280，

图版358A。其他体积较小的作例包括Markbreiter藏一件罕见带有尼泊尔风格的永乐佛像，售于香港苏富比2010年10月7日，编号2142。另有一典型永乐佛像现藏北京故宫，可参考《明永乐宣德文物图典》，上述出处，页244，图118，而本件藏品是迄今为止，纪录上最大的一件永乐佛像。

这尊释迦牟尼像右手下垂持触地印，并维持在禅定冥想的坐姿之中。这的图像源自于佛陀的心灵传记，明在佛陀证悟真理之前战胜魔罗（maravijaya）的重要事迹。那时，佛陀立下誓约将保持禅定冥想的姿态，直到透悟真理实相为止。但他遇到了魔罗，那是一位试图让佛陀分心，阻碍佛陀证悟世间实相的恶魔。对于一切试图破坏佛陀追及理想的种种诱惑，无论是喜或是厌恶的干扰，佛陀均不为所动。依据传统记载，魔罗展开最后的攻，试图动佛陀慈悲的菩萨胸怀。对佛陀追寻心灵觉醒的理想与离轮回获得最后的解、魔罗提出了质疑。在精神毅力的支持下，释迦牟尼想起自己在多次以动物与人类身形的转世过程中，曾以无量的慈悲愿力帮助一切的有情众生。于此觉悟的关键时刻，释迦牟尼理解并坦然面对命运。为了回应魔罗的质疑，禅定坐姿的释迦牟尼移动膝上的右手，触碰大地，并「请大地为证」，以此坚定不移的动作使得魔罗，魔军与女色诱惑溃散败逃，留下释迦牟尼独自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座（vajrasana）体验伟大的觉悟。这个场景是发生在印度东部的菩提迦耶，据该地拥有奇特的力量，加快促成了佛陀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