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宝背宝源当千母钱

咸丰元宝背宝源当千母钱:拍卖成交价格86250元，母钱直径：63.4mm，上美品.咸丰初期，清朝政府的岁入大约为白银4000万两，支出约需白银3600余万两，收入与支出相互抵销尚有盈余。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急骤恶化。咸丰二年（1852年）户部奏称：“两载以来，军需河饷糜帑已二千数百万两，以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同年六月十六日户部密摺言：“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户部银库，截止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在这种支出日多、财政窘迫、军饷困难、国库空虚的情况之下，清政府企图借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进一步对百姓进行搜刮与掠夺。

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十九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向清廷上摺，要求政府铸造大钱，以应付日益困难的财政需要。他在奏摺中说：“……历代大钱之制不一，大约由当五、当十至当千而止。拟请于常行通宝钱外，铸为大钱三品：曰当一百，曰当五百，曰当一千；当千者重不过二两，俾与制钱相剂而行。由部臣议定成式，务期精好，颁发中外，一体鼓铸。凡支给俸、薪、养廉，及河工、兵饷，皆银与大小钱兼放；赋税所入当收银者，皆准以银与大小钱搭配交纳。应归藩库部库者，酌为减节，以免先解后拨之烦。惟关税仍照旧尽数收银而特恩锡赉则给银以示优异。俟大钱畅行之后，民输官赋乃渐不必用银。然非置银于无用也，民间以银易钱及用银交易，听其自如，无庸过问。……”

咸丰皇帝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奏摺上亲自朱笔批示：“所奏不为无见，然小钱大钱，制虽异，用实同，现铸小钱，铜尚不足，何况大钱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铜，原干例禁，本年曾经降旨。况古制亦非尽善，举一事必欲复古，试问井田，封建尚可复乎？此摺著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钦此。”

虽然，何绍基铸造大钱的建议未能获得朝廷的批准，但是，出于当时“军饷增多，帑金不足，”的现实情况，在清朝政府的最高统治阶层，已经拉开了铸造大钱的论战。 此后，清朝政府中的有关部门主管，如御史蔡绍洛、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户部尚书孙瑞珍、巡防大臣绵愉、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等，均先后向朝廷力陈铸造大钱的利处。然而，以户部左侍郎王茂荫为首的反对派，包括左庶子庞钟璐、御史蔡征藩等一批官吏，竭力反对铸造大钱。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江宁（今南京），并将南京改为天京，革命势力遍及长江流域各省，战局的急剧发展，使得当时市场银贵钱贱，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咸丰三年，军旅数起，饷需支绌，东南道路梗阻，滇铜不至，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御史蔡绍洛等先后条陈钱法，请改铸大钱，以充度支。”在这种情况之下咸丰大钱终于应运而生。

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五月，户部首先开铸当十大钱，文曰咸丰元宝，重六钱，与制钱相辅而行。七月乃增铸当五十钱一种，重一两八钱。同年十一月谕令各省推行铸造大钱，并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钱三种；当千者重二两，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四钱，铜色黄，皆磨滤精工，光泽如镜，文曰咸丰元宝；而减当五十者为一两二钱，当十者为四钱四分，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四年正月，宝源局又铸当五钱一种，重二钱二分。接着又铸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清朝政府开铸的大钱有当四、五、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以及当千等计约十六个等级的咸丰各类大钱。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户部又先后铸造当一、当五、当十等三种铁钱与铅钱。当时户部除了下设宝泉、宝源两个铸钱局外，清廷又特别准许克勤郡王庆惠、文端设立一个钱局，专门铸造咸丰当百以上的大钱。马定祥先生主编《咸丰泉汇》一书，收录有克勤郡王铸造的当五十至当千型咸丰大钱56种。鲍康《大钱图录》刊载有咸丰当十以上大钱54枚，其中克勤郡王所铸大钱4种。克勤郡王所铸的大钱大都带有星月纹标记，张炯伯《咸丰大钱考》载：“勤郡王意欲另设专局鼓铸大钱未准，故沿用宝泉字样，特加星月标记，以示区别耳。”

该钱质地为黄铜,直径49.3毫米，孔径7毫米，厚度3.3毫米，重量40克。钱身通体黑漆古色，面文“咸丰元宝”为楷书，背穿上“当”，穿下“三百”楷书，穿孔左右满文“宝泉”两字。该钱钱文字体深峻，结构端庄规整，铸造精美绝伦，其文字及穿孔处均呈拔模斜度，尤其该钱的钱文笔画，点划撇捺分明，钱文线条有粗有细，粗若含雷霆万钧之力，细则如蛟龙游丝相连，从钱文中透露出一股抑扬顿挫的刚毅之劲，令人叹为观止。综上所述，该钱当为母钱无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