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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兽葡萄镜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铜镜，也是中国铜镜史上的一个高峰。“海兽葡萄镜”之名出自清代梁诗正等奉敕纂修的《西清古鉴》，这个叫法为现代学者所广泛接受。海兽葡萄纹饰的铜镜流传的时间很长，除了盛行于初唐和盛唐外，五代时期、宋、元、明均有仿制品出现。 海兽葡萄镜不仅是初唐瑞兽镜向盛唐花鸟镜过渡的重要镜型，还是魏晋以来传统铜镜艺术与欧洲及中亚、西亚艺术的融合，它不单纯受某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体现了文化的多元交融。狮子在中亚、西亚文化中象征权威、神力，葡萄代表生命树，然而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吉祥思想的影响下含义发生了变化。因此，海兽葡萄镜亦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多谜之镜”，又被日本学者称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是东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海兽葡萄镜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唐代海兽葡萄镜在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淮南道、岭南藤州均广泛使用，唐代海兽葡萄镜经丝绸之路向西传入西域今中国新疆、今西亚伊朗等地，向东传入今日本、朝鲜等地，向北传至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区域[2]。 从目前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海兽葡萄镜来看，海兽葡萄镜主要流行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我国铜镜研究专家孔祥星根据其收集到的9枚纪年墓出土海兽葡萄镜得出结论：海兽葡萄镜的早期形式流行于唐高宗时期，成熟的海兽葡萄镜的上限在唐高宗时期，以武则天时期最为盛行。其后，海兽葡萄镜纹饰渐被其他图案取代。唐玄宗前后时期尽管还有发现，只不过是前期镜类的沿用。1994年，徐殿魁根据近年纪年墓出土的19枚海兽葡萄镜再次证实了孔祥星的观点。
海兽葡萄镜其形制主要为圆形，少量呈方形、菱花形。镜背纹饰多以高浮雕形式出现，主题图案以葡萄和海兽构成，主纹饰的布局主要有传统的内外分区形式和“过梁式”两种形式。内外分区形式的海兽葡萄镜内区通常为数只海兽与蔓枝葡萄的叶子和果实相互错落，外区为飞禽葡萄蔓枝叶实；而“过梁式”海兽葡萄镜，画面虽被分为内外两区，但是内区的葡萄枝蔓却沿着中间的分割圈伸入外区，外区虽以葡萄蔓枝为主，但是还间以飞禽走兽和小型蜂蝶之类，有些边缘亦有装饰，内区和外区的纹饰画面融为一体，纹饰繁复、生动、张扬。瑞兽葡萄镜呈现出的强大的艺术表现张力，其纹饰中出现的理性的内敛和感性的外延，体现出了唐代兼容并蓄、开放博大的文化精神，是唐代开创中华文化新纪元的见证。 海兽葡萄镜的主题纹饰瑞兽和葡萄的组合耐人深思，清《博古图录》称之海马葡萄镜、海兽葡萄镜，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这些纹饰是怎样发生发展的，这些疑问成为了唐镜中研究最多的课题。 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众说纷纭。1940年，原田淑人在《关于海兽葡萄镜》中提出：这种葡萄镜的纹饰配置是把六朝末年在中国已经流行的葡萄纹样与四神十二辰镜或四兽镜、五兽镜、六兽镜等纹样结合起来，将他们自由变化的产物，葡萄镜的图案是从波斯和拜占庭等传来的，但是到了中国后，进而与六朝末唐初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四兽镜、六兽镜等纹饰混合融合起来。
葡萄原产于欧美和中亚，汉朝时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是西域的象征。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纺织品采用葡萄纹饰的记载，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早期，葡萄纹饰盛极一时，普遍运用于纺织、雕刻、铸造的装饰。 据考古发掘资料，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了东汉时织有精致的人兽葡萄纹彩罽（ji）及走兽葡萄纹绮。前者有骆驼图案，偏重于西域特色，后者走兽图案明显为中原特色，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瑞兽、葡萄纹饰已经出现。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结合的时间远远早于唐代，只是二者的组合在唐代才出现在铜镜上。 在中国文化史上，葡萄和石榴相仿，具有“多子多福”的含义。工匠们把中国传统的瑞兽纹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大量地运用到铸镜纹饰中，这是唐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一个写照。海兽葡萄镜将来自西域的葡萄纹和传统艺术中的瑞兽纹进行结合，是在继承华夏传统特质的基础上进行的吸收和借鉴，是东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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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1 16: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