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画家顾恺之介绍

顾恺之(346-407)，一作(348-409)，东晋画家，字长康，小名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曾为恒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中为散骑常侍。博学有才气，工诗赋，尤善丹青、书法。绘事师于卫协，擅肖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曾为金陵(今江苏南京)瓦官寺画《维摩诘》壁画，“光照一寺，施者填咽”，即享盛名。

　　在中国绘画史上，顾恺之地位极高，南朝·齐谢赫《画品》曾将他列为画家第三品，即遭到后世诸家的诟病，如，南朝·陈姚最《续画品录》率先予以反驳：“至如长康(顾恺之)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始终无双……分庭抗礼，未见其人。谢云声过其实，良可于邑。列于下品，尤所未安。”续而唐·李嗣真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谢评甚不当也。”张彦远亦指出：“谢氏黜顾，未为定鉴。”

　　唐·张怀瓘《画断》评顾恺之人物画：“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被认为是对六朝三大画家最为精到的评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顾陆张吴用笔》指出：“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乎，格调逸易，风趋电疾，意在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元·汤垕《画鉴》评：“顾恺之画如春蚕吐丝，初见甚平易，且形似时或有失，细视之，六法兼备，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

顾恺之无论是在创作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建树方面，都为中国画的传神论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世说新语·巧艺》中记载了顾恺之诸多创作经验，比如，他认为“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而人物画最能传神的莫过于眼睛：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晴，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四体妍蚩”对人物传神虽也有关系，但“无关于妙处”，而“关于妙处”者，是人物的眼睛。除了眼睛之外，人物的个性也可以通过其他部位细节的刻画来加以突出，顾长康画裴楷像，画成后颊上又增三毛(纹)，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又有画谢鲲像，将其置于岩石的背景中，并释原由：“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即便是画有眼疾的殷仲堪，顾恺之也能想出巧妙解决之法：“明府正为眼尔，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闭月，岂不美乎？” 　顾恺之传世画迹有《女史箴图》卷(隋摹本，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洛神赋图》卷(宋摹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列女仁智图》卷(宋摹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著有《论画》、《摹拓妙法》、《画云台山记》3篇。

工诗词文赋，尤精绘画。擅肖像、历史人物、道释、禽兽、山水等题材。画人物主张传神，重视点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注意描绘生理细节，表现人物神情，画裴楷像，颊上添三毫，顿觉神采焕发。善于利用环境描绘来表现人物的志趣风度。画谢鲲像于岩壑中，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志趣。其画人物衣纹用高古游丝描，线条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自然流畅。顾恺之的作品无真迹传世。流传至今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均为唐宋摹本。

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也有突出成就，今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3篇画论。提出了传神论、以形守神、迁想妙得等观点，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重视对所绘对象的体验、观察，通过形象思维即迁想妙得，来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而表现人物的情态神思，即以形写神。顾恺之的绘画及其理论上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顾恺之著有《启蒙记》3卷，另有文集20卷，均已佚。但仍有一些诗句流传下来，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等，细致生动地描写了江南的秀丽景色，充满诗情画意。

东晋兴宁年间（公元363—365年）顾恺之在金陵（今南京）瓦棺寺所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的病容及病中与人对谈时的特殊神色。这一幅维摩诘像，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受到称颂。同时，这一记载也说明中国流传的佛教图像，不是完全模仿外来的艺术。

另外，顾恺之曾在画裴楷的肖像时，颊上加了三毫，据说他就是这样简单地借助于细节，加强肖像的神态。也有记载，他故意把谢鲲画在岩石中间，可见他曾企图用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而且我们知道他在揣摩如何表现嵇康的诗句的时候，他体会到：画“手挥五弦”弹琴时的外形姿态，虽然是手的细小动作，也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画“目送飞鸿”，想凭目光的微妙表现传达出对于天边云际有所眷恋的、捉模不定的迷惘的心绪，则是比较难的。这些就都是顾恺之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企图细致地描绘微妙的心理变化时，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界限。

另外，他也曾明白地谈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提出了描绘眼睛是人物画艺术中的最重要的技巧。以上都说明顾恺之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物画艺术的新发展。 顾恺之的作品真迹，今已无传。只有若干流传已久的摹本。其中最精美的是《女史箴图》（隋代摹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洛神赋图》（宋代摹本，故宫博物院藏），都很能说明顾恺之时代的画风和艺术水平。《女史箴图》可以算作一篇文章的几段插图。《女史箴》一文是西晋张华所作，他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据说是用以讽刺放荡而堕落的皇后贾氏。其内容是教育封建宫廷妇女们如何为人，如何自保的一些人生经验和道德箴条。顾恺之这一《女史箴图》画卷，描绘一系列的动人形象，从她们的身姿仪态中透露出了这些古代宫廷妇女的身份和丰采。画家的笔墨是“简澹”的。

古人称其勾勒轮廓和衣褶所用的线条“如春蚕吐丝”，也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在《女史箴图》中保留了这些线条的联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匀和的节奏感。《洛神赋图》，古代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曹植在回归他自己的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传说伏羲的女儿，在洛水溺死后为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叡将它改名为《洛神赋》。《洛神赋图》在古代曾被很多画家画过，而且有很多宋代摹本，都被认为是顾恺之原作的摹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卷，人物形象基本上类似，只在构图上有景物繁简的不同。那一景物较简的，在风格上具有更多的六朝时代的特点。画卷的开始便是曹植和他的侍从在洛水之滨遥望，那寄寓着他的苦恋的、美丽的洛水女神，出现在平静的水上。画面上远水泛流，洛神含情脉脉，似来又去。洛神的身影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的情意。这样的景象正是诗人多情的眼睛之所见。曹植在原来的诗篇中曾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来形容洛神在水上的飘忽往来。这两句充满柔情密意和微妙的感受的诗句，成为长期传颂的名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画中的诗意。这一富有文学性的《洛神赋图》，描写了人的感情活动，所以在古代绘画发展上有重要的地位。

《列女图》（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摹本）从图卷的人物形象，动作，服装构图及风格上看，似是以魏晋之际的手笔为根据的。宋代版画插图本的《列女传》曾经清代阮元翻刻，其每页上端的插图人物动态都与此图卷相似，但增加了背景。也标为顾恺之图，这一插图与这一画卷相印证，至少可以看出，魏晋之际（或汉魏之间）的绘画艺术的一部分面貌，而助有于了解南北朝绘画的历史渊源。

南北朝的道教徒宗炳、王微的论述山水画的文章也保留了下来，可以看出也是从求仙访道的思想出发的。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的风格，我们从南北朝一些石刻以及敦煌壁画中都可以得到相似的，进一步的认识顾恺之之所作人物画，善于用淡墨晕染增强质感，运用“铁线描”勾勒出劲挺有力的细线，人物五官描写细致入微，动态处理自然大方。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逸，优美生动，充满艺术魅力。晚年笔法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傅以浓色，微加点缀，而神采飘然，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南朝陆探微、唐代吴道子等皆临摹过他的画迹。现今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歌颂曹植与甄氏爱情的《洛神赋图》，和劝诫妇女德行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