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克书法以及对明初书法的影响

章草急就章(局部) 纸本 纵20.3厘米 横342.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

宋克的书法在元末明初的书坛中，一方面承继元人，使赵孟頫一脉书风在明前期有了延续；另一方面，他能“体法一变，脱尽元人风气”，[1]在元人书风基础上有了新发展。说其“体法一变”，主要是指其小楷师法钟繇，和在草书上糅合章草、今草和狂草成一体，打破了元代赵孟頫书风笼罩的状况。近人罗振玉跋康里子山《杂诗卷》云：“有元一代，书家多不能出赵魏公范围，惟康里子山、杨廉夫、饶醉樵三家及宋仲温，能超然独异，导源钟傅，和淑素师”，[2]从康里子山、饶介到宋克一线相传，以及杨维桢、倪瓒等人的贡献，使得明代初年的吴中书坛打破了元人风貌，宋克一脉书风盛行。詹景凤称：“自洪武而下自永乐，多法詹（希元）、宋（克）。”[3]宋克书法除了对苏州地区文人如北郭诸友影响之外，松江、嘉定、太仓等吴中地区书家多受其沾溉，其中尤以松江书家为多。

松江华亭人陈璧，真草隶篆皆擅，尤以草书最有影响。顾清《松江志》载：“宋克游松江，陈文东尝从受笔法，吴僧善启谓宋笔正锋，陈多偏锋，以是不及云。”从陈璧所传长卷〈千字文〉（故宫博物院藏）及〈五言古诗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作品来看，其作品以唐代张旭、怀素为宗，运笔畅达矫健，比宋克草书更多缠绕圆转和侧锋用笔，但可以明显看出其气格与用笔与宋克较为接近。《晴山堂法帖》所录其《送徐本中诗》书风亦与宋克为一脉，但骨力不及宋克，少清劲之美。陆深曾言：“国初书学，吾松尝甲天下。大抵皆源流于宋仲温、陈文东”。[4]陈璧在松江先于沈度、沈粲兄弟名世。而沈度之小楷、沈粲之草书正是取法于陈璧，王世贞论及陈璧时极为推重，称其为“云间之破天荒者”，[5]宋克书风或正通过陈璧传至二沈的。

被成祖称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和其弟沈粲的书法在明初宫廷书家中甚有影响，即为宋克书法的余脉。王世贞曾将陈璧、沈度、沈粲三人“圆熟精致”的书风称之为“云间派”，在《三吴楷法十册》第一册他跋云：“陈文东小楷《圣主得贤臣颂》，文东名璧，华亭人。国初以书名家。沈民则学士《出师表》，字颇大。民望大理《虞书·益稷篇》，字小如文东。余每见二沈以书取贵显，翱翔玉堂之上，文皇帝至称为我明右军，而陆文裕独推陈笔，以为出于其表。今一旦骈得之，足增墨池一段光彩。然是三书皆圆熟精致，有《黄庭》、《庙堂》遗法，而不能洗通微院气，少以欧、柳骨扶之则妙矣。盖所谓云间派也。”[6]所谓“院气”，即指明代初期的台阁体，台阁体的代表书家沈度、沈粲兄弟，正是取法宋克而成。

或许正因为陈璧、二沈的书风直接来自于吴门的宋克，台湾学者朱惠良称宋克为“云间派开山鼻祖”，[7]傅申先生也说：“宋克一脉，传于云间，至永乐、宣德间，经二沈之发扬，使此派楷法，成为馆阁体之滥觞。”[8]尽管关于“云间派”的概念和成员有异议，[9]但客观上宋克对明初松江书家的影响极大，他们在笔法上几乎都受到宋克的影响。如成化年间有影响的松江书家张弼以草书名重于时，早期书法中亦有宋克笔法，其师法旭、素的一类作品完全改变元人和宋克书法中蕴藉古朴的章草书风特征，形成了放纵激荡的书风。

明初书家中，张弼的草书取法宋克一脉草书而能拓展，在明初也很有代表性。张弼，字汝弼，号东海。松江华亭人。[10]张弼为人高迈旷达，写诗常常是兴之所至，不事雕凿，表现其爽朗、自负的性情，得到李东阳的激赏。[11]他的草书和诗文相结合，雄伟俊逸，信手纵笔，常为时人所好，视为“双璧”。

明代初期宋克一脉文人书风衰落后，永乐年间盛行着台阁书风，此后的宣德到天顺年间书法一直处于台阁体的笼罩中，到了成化年间，随着“茶陵派”、前七子等文坛新思潮的出现，客观上也刺激了书风的转变，张弼就是这种转变中透露出消息的重要书家。正如顾璘所说：书法自前元赵松雪以后到国朝鲜，宋诸公稍振。成化间，东海公始以草书卓然独步，为一代名家。

张弼书法的师承，都穆称其“草书师宋昌裔（广）”，[12]从风格上来看，宋广一路上追唐人草书，打破元人蕴藉书风，易为纵宕之势，张弼在创作中确有延续和发展，他论宋广书称“倜傥善书，评者谓如白云出岫，悠扬卷舒，连绵不绝，天不自得，诚颠旭之后一人而已。”[13]这可看出他对宋广的推重。但是不是仅仅师法宋广呢？其实他对“三宋”都很重视，他评“三宋”说：“皇明初之擅名者有三宋，即仲珩、昌裔、仲温也。谈者以昌裔为尤诚，以其自然又老健也，然精粹飘逸，各臻其妙，未可邃短长也。”[14]他写章草一类的作品不仅仅取法明初书家宋克，还对同一脉络的康里子山书风亦有心得。他称康氏“工羲而有自得之妙，所以不为之奴，卒以名世。造道者贵自得焉，于次亦可识矣。”[15]他对康里书风的推重而将其融入书写是亦十分自然。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书品》则称其“书学怀素，名动四夷，然行押尤佳，今见者少耳。”这一方面说明他不仅如都穆所说的学时人，更能上溯唐草，并兼擅行书，喜作擘窠大轴，素狂旭醉，震荡人心。

张弼的书法，经过了一个由继承宋克等人而发展创造的过程。祝允明称：“张公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虽名走海内，而知音叹骇。”[16]这一方面是指其对元人和明初书家章草书风的吸收，又突出了其在草书上“飘肆”书风的创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弼书《宿友人别业诗翰》用章草书写，字形偏扁，多见波磔，气格上与元人和明初书家相近。他代表性作品中虽然多见章草笔法，但比起较重法度的元末明初书家宋克来说，更多的是随兴所至，不假雕琢而纵横排宕，放荡不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御沟流红词》、故宫博物院藏《七律诗》、《怀素歌》、《梯云楼歌》、首都博物馆藏《碟恋花》、苏州博物馆藏《题水月轩》、青岛博物馆藏《李白怀素上人歌》等作品集中体现了他在草书上的鲜明风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一生多次以草书来写《千字文》而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故宫博物院藏《千字文》，为张弼四十二岁时所作，因此作为给友人徐廷章之子临池所用，开始部分点画紧凑，运笔矫健，越往后写越是迅疾洒脱，山东省济南市博物院藏《千字文》为张弼六十一岁时作，点画更加夸张，字形对比强烈，常常出现一二字特别跳眼，打破常格。难怪陈继儒评云：“吾松书苑推宋仲温、陈文东、二沈学士，自东海先生出而声价过之，其书本之芝、旭，出入怀素，而不离二王法度，识者比于太华三峰，黄河九曲，非虚语也。”他的行书成就亦很高，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尺牍两帧，行笔爽利，神气飞动。张弼的行书还常常是和草书给合，行草相杂，变化丰富，如文徵明《停云馆法帖》中所收《忆昔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杂书》等作品自然多姿，雅逸中含纵意。董其昌评其胜于草书，虽过誉之辞，但说明其在行书上确实有个人创造。此外，张弼的许多草书作品并不是全是放荡无形的，在《苏轼太白仙诗》、《登辽旧城诗》等作品中亦可以看出他努力将行书笔法在草书上得到呈现。

草书唐宋人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

张弼的草书改变了元末明初草书的风格特征，在宋克、陈璧、“二沈”的书风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落拓”之气，时人评价很高。王鏊称其草书：“尤多自得，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欹如堕石，瘦如枯藤，狂书醉墨，流落人间，虽海外之国，皆构求其迹，世以为颠张复出也。”[17]董其昌出于对吴门书派的诋毁，提高松江书家的身价，以为张弼的草书都超过了祝允明，他在《容台别集》卷二评张弼《庆云堂帖》称：

世多推重其狂草，至祝希哲评书，独推其胜年之笔，当繇为者见翁之大全耳。今观此刻，众体毕备，若有意无意，或衿庄如礼法之士，或潇洒如餐霞之人，虽与希哲同学醉素，而狂怪怒张则希哲不免，翁无是也。

虽然董其昌所评并不客观，张弼书法在格调上与祝允明不能并论，但也从另一面表明张弼草书取法怀素而能不拘一格的表现，这在明初书家中是有变革意义的。但客观上来说，张弼的作品确实落差很大，精品与俗书并存。时人评其草书：“好到极处，俗到极处”是有道理的。项穆更是对其草书中“恶状丑态”大为批评：

后世庸陋无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齐之势，或以一字而包络数字，或以一傍攒簇数形，强合钩连，相排相纽，点画混沌，突缩突伸。如杨秘图、张汝弼、马一龙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体。正如瞽目丐人，烂手折足，绳穿老幼，恶状丑态，齐唱俚词，游行村市也。[18]

项穆所批评的正是张弼草书中的俗书一类，有娇柔做作之态。杨慎《墨池琐录》亦有批评：“黄山谷云：近时士夫罕古法，但弄缠绕，遂号为草书。盖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张东海名曰能草书，凿字以意自撰，左右缠绕如镇宅符篆。文徵明尝笑之云：草书集韵，尚未经目，何得为名耶？”丰坊《童学书程》亦论“近时张东海之学，缠绕无骨，备死蛇佶蚓之态”，无论是哪家的批评，都指出了他书法中圆俗之病，但客观上来看，他的作品并不完全是如此，结法疏、腕力弱是其病处。或许正是由于时代使然，他的草书已与唐人草书相距甚远，虽以“丰逸妍美”名于世，但其过于“缠绕”而少韵致亦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书风又影响了同乡张骏，张骏于成化初为中书舍人，后官至工部尚书，《云间志略》称：“与张弼齐名，时号二张。”其将张弼草书体变得更加轻弱，故祝枝山讥为：“婢学夫人，咄哉！樵爨厮养，丑恶臭秽”。祝氏所评虽有过之，但也道出了张弼草书一脉之流弊。张弼的后代都能承其书脉，善作草书。朱谋垔《续书史会要》载其子弘至“亦善草书，有奔蛇走虺之势，弘至子其逞，善诗，草书有祖风。”

宋克之后，草书开始脱离元人的风格特征，张弼取法唐人草书，追求怪伟跌宕，又积成圆俗之弊，其后师法张弼者，更染习气，书法偏于俗格。但张弼草书书风打破明初台阁书风笼罩的雾霭，在书法史上仍不应忽视。

除上述书家外，受宋克影响的华亭书家还有：黄翰“善隶书，尤工章草，笔力雄健而有则，与宋仲温相仿佛”；[19]曹时中“以诗名，尤工书，晋唐名家，皆能以意令，怀素、宋克则爱而摹仿者，晚年益精小楷。”[20]钱溥小楷行草俱工，王世贞称“原溥书盖宋仲温派也，硁硁负负峭骨，所乏者姿耳。”[21]其弟钱博书法“真行出自宋仲温”[22]至钱溥辈时，从学宋克书风者，故书风日趋近俗，宋克影响日趋变小。王世懋曾指出其中原因：

宋仲温在胜国时，以书名云间，其源出章草，后二沈扬波，云间士人比比学之，至钱原溥辈滥觞，几以仲温为恶札祖，此世人不多见宋书，从其末流论也。[23]

明代前期受宋克影响的书家有文献可征者还有如：嘉定人张扆，陆深称其“国初以能书名。在宋仲温陈文东之间”；[24]太仓人马绍荣，蔡羽云：“绍荣与姜立纲并以能书名。姜善子昂，绍荣善宋克，为一时宗”；[25]泰和人罗璟，王世贞称其“笔法颇欲学宋仲温，而未成长，然当其时亦铮铮”；[26]大名府同知张汝昌，《太仓州志》称其“能诗，书法仿宋克”；[27]庐陵人胡正，《续书史会要》称其“草书用笔如篆，亦宋仲温之流亚也。”可见，明初书坛的宋克书风，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已形成了强大的阵容，远胜于宋璲、宋广等人，但由于师法宋克的书家，多不能直接师法宋氏原迹，仅得其形，书风趋于媚俗，加上无宋克之隐逸胸襟和非凡功力，更不能追溯其书风源头，导致宋克一脉日趋萎靡。

明初书家中，宋克和宋璲、宋广被常称为“三宋”，祝允明《书述》中加上宋濂，并称“明初四宋”。祝允明《书述》中，对元以来至明初书坛特别是对“明初四宋”作了评论：

吴兴独振国手， 遍友历代， 归宿晋唐，良是独步。然亦不免奴书之眩。自列门阀亦为尽善小累，固尽美矣。饶（介）、周（伯琦）之属，且亦可观。二宋在国初，故当最胜，昌裔（宋广）熟媚，犹亚于克[28]

祝允明既肯定了赵孟頫在复兴晋唐书法上的地位，又客观地指出了其缺憾，饶、周能有突破，故能“可观”，而认为宋克在“明初四宋”中成就最高。杨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认为“国朝真、行书，当以（宋）克为第一。”[29]而詹景凤则认为“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仲温。”[30]尽管两人一说行书，一说草书，但都提出宋克书法为明初之首。屠隆（一五四二—一六〇五）评国朝书家虽推重祝枝山，但提出“宋克宋璲与文（徵明）、王（宠）并驾”；丰坊甚至把宋克排在祝枝山和文徵明之前，足见对宋克书法的推重。[31]尽管这些评论今天看来，有些并不够客观，但也确实反映了明人对宋克书法的认识。

宋克书法与明中后期书坛

宋克书法对明中期的吴门书派的发展具有开启意义，诚如王世贞所云：“吾吴诗盛于昌谷（徐祯卿）、而启之则季迪（高启）。书盛于希哲（祝允明）、徵仲（文徵明），而启之则仲温（宋克）。”[32]傅申先生甚至认为宋克“可以看作苏州书派（吴门书派）的始祖。”[33]受宋克小楷影响最大的是祝允明。祝允明的小楷取法锺、王，得力于《黄庭经》尤多，用笔浑厚，形态略扁。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其《小楷前后出师表》，与宋克的《七姬权厝志》相类，点画清刚丰腴，体势宽绰。款识部分与宋克小楷略夹章草笔意十分接近。翁方纲曾跋此卷云：“祝京兆书以小楷为上乘，有明一代，小楷书能具晋法者，自南宫生（宋克）开其先，惟枝生得其正脉也。”祝允明草书将追溯晋人源头与个人情性相结合，在草书中夹入章草之法显然亦是在宋克基础上的新开拓，《停云馆帖》卷十一所录其《书述》即是此法。《五杂俎》卷七称吴门书派之执牛耳者文徵明的草书“得笔法于巎子山，而参以松雪”，文氏得子山笔法正是赖宋克一线所传。在学宋克笔法后，糅入黄山谷草法，用笔峭利。在其早期行书《文信国诗》、《洞庭西山诗》、《题唐寅黄茆小景诗》等中亦可见康里子山、宋克之笔法痕迹，到了中年以后，他以王羲之为宗，糅合苏、黄、米等宋人书风，才形成个人面貌。文徵明于嘉靖六年（一五三七）刻《停云馆法帖》第一卷，内有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临锺繇墓田丙舍帖》、《宣示表》等小楷，从气息上来看，和宋克也是一脉相传的。“吴门四家”之一的王宠，其草书如《荷花荡六绝句卷》（翁万戈夫妇藏），字形疏朗跌宕，多呈纵势，亦显示出宋克书法对他不小的影响。[34]

吴门书派后的书家，多以前辈如文徵明为师法对象，至万历后日趋平庸。明代嘉靖以后，在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一洗明中叶以后陈陈相因的陋习，书坛群星灿烂，明前期书家在吴门书派后直至晚明，影响渐小。此时受宋克影响的书家如松江人孙克弘，《桐阴论画》称其“正书仿宋仲温”，其章草、草书亦法宋克，在晚明已较为罕见。

但宋克草书对明代浪漫书风的发轫作用亦是不能忽视的，从宋克、祝允明到晚明书家中可以看到浪漫书风形成之轨迹。明代浪漫书风在元末明初的宋克“混合体”草书中已见端倪，经过明中期祝允明之发展，在活跃的苏州书坛已得到相当的发展。到了晚明，随着思想界的自由解放，书家发抒性灵、极其韵致，使浪漫书风得到拓展，这种书风经历了重“法度”——重“情性”——重“神韵”之过程，但由于时代的限制，早期之“潜流”到了晚明才凸现出来，掀起晚明浪漫书风的狂澜。如果说元代赵孟頫回归晋人书法是文人流派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的话，在赵孟頫的全面复兴的道路上，又孕育着新的变革因素，晚明的浪漫书风则完成了又一次重大变革。宋克、祝允明等书家的努力，则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宋克草书书风可视为元末隐逸书风向明代浪漫书风过渡的典型。

今人沙孟海在《中国书法史图录概说》中论明代书法，把宋克和祝允明、黄道周、王铎并称“四家”，并认为是“帖学”集大成：

明代“碑学”未兴，书法家中最突出的，前有宋克，中有祝允明，后有黄道周、王铎，此四家可说集“帖学”大成，后世难得此佳手。[35]

这是对明代书法不同阶段书法成就的概括，宋克、祝允明、黄道周、王铎都以草书擅长，而又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是值得细细体味的。

（作者：待核中）

《草书进学解》(局部) 纸本 纵31.3厘米 横46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草书进学解》局部

注释：

[1]安岐：《墨缘汇观录》卷二《宋克书杜工部楠木为秋风所拔叹卷》，《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第九十五页。

[2]日本《书菀》杂志康里子山号。

[3]詹景凤：《詹氏小辨》，见《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据扫叶山房一九一九年本影印，中国书店一九八四年，第五页。

[4]陆深：《题所书后赤壁赋》，《俨山集》卷八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集部二〇七，第五五四页。

[5]王世贞：《三吴楷法二十四跋》，孙鑛《书画跋跋》，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九二页。

[6]王世贞：《弇州山人稿·题沈粲书姜尧章续书谱》，见《佩文斋书画谱》第五册，卷八十《历代名人书跋十一》，第二二九二页。

[7]台北故宫博物院曾于一九九四年举办《云间书派特展》，朱惠良编成的《云间书派特展图录》上作此解说：『（宋克）晚岁至松江盘桓，故其楷行草诸体均为云间书家仿效，为云间书派开山鼻祖』。

[8]傅申：《明代书坛》，《书史与书迹》，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二〇〇四年，第一八〇页。

[9]台湾学者朱惠良女史在《云间书派特展图录》中，将元末明初活动于松江和松江籍书家如杨维桢、宋克、王逢、倪瓒、陈璧等一并纳入『云间书派』。黄惇先生在《明代云间书派与董其昌》和《再论『云间书派』》中认为，明初陈璧、二沈和董其昌所论『云间书派』充其量只是一个松散的地域书家框架，并没有流派的实质意义，晚明董其昌推出莫氏父子后，才使『云间派』与『吴门派』抗衡，这一派的先导是莫氏父子，核心是董其昌。详见《南京艺术学报》二〇〇一年第二期和《新美术》二〇〇九年第三期。

[10]张弼好友茶陵派主将李东阳曾指出其号来历：『东海之滨有张汝弼先生者，尝观于海而有的焉，因以东海自号。』成化二年（一四六六）进士，受兵部主事，近员外郎，迁南安知府，世称张南安。《明史.列传.文苑二》中称：『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铎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书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是信也。』

[11]《张东海集》附录题识诗文李东阳序：『华亭张君汝弼博学之诗，有文章，尤雅于草书，乞其门者，踵接无虚日，卷轴填委，名遍天下，凡论今郎属之有文学者，必曰张君、张君。』

[12]见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卷十一，第一七四页。

[13][14]张弼：《张东海诗集文集. 诗集》附录卷三题跋《评三宋草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〇三九册。

[15]张弼：《张东海诗集文集.诗集》附录卷三题跋《书巎巎子山墨迹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〇三九册。

[16]祝允明：《书述》，见《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一九九四年版，第七五页。

[17]王鏊：《震泽集》卷二十六《中议大夫江西知安南府张公墓表》，万历王氏三槐堂刻本。

[18]项穆《书法雅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五二五页。

[19]朱谋垔：《续书史会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八四页。

[20]朱谋垔：《续书史会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八三页。

[21]王世贞：《三吴楷法跋》，见《佩文斋书画谱》第三册，卷四十一《书家传》，第一〇五五页。

[22]王世贞：《艺苑卮言》，见《佩文斋书画谱》，中国书店一九八四年）卷四十一《书家传》，第一〇五五页。

[23]王世懋： 《明宋克书画帖》， 见《佩文斋书画谱》第五册，卷八十《历代名人书跋十一》，第二二八七页。

[24]陆深：《跋张翰宸书》，《俨山集》卷八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集部二〇七，第五六二页。

[25]蔡羽：《林屋集》，《佩文斋书画谱》第三册，卷四十一《书家传》，第十页。

[26]马宗霍： 《书林藻鉴》卷十一，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七六页。

[27]钱肃乐：《太仓州志》卷十三，明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刻本。

[28]祝允明：《书述》，见《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一九九五年，第七四页。

[29][30]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一，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六七页。

[31]详见傅申先生在《明代书坛》一文中的讨论，《书史与书迹》，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二〇〇四年第二二三页。

[32]王世贞：《三吴楷法二十四跋》，孙鑛《书画跋跋》，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九二页。

[33]傅申在《海外书迹研究》， 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的《苏州派与松江派》一章中阐述两派在明代的起落问题时指出：“宋克雄健的书法在明初的草书中占主要地位。他出生于苏州地区的长洲，可以看作苏州书派的始祖。但是他主要不是对苏州书法家，而是对松江书法家产生影响。”此说与朱惠良称为“云间派开山鼻师”虽有区别，但宋克对苏松两地的影响都不应忽视。

[34]王宠：《荷花荡六绝句卷》参见《海外书迹研究》图一〇一，在此卷解说中傅申先生亦有相关的阐述，见该书第四七页。

[35]沙孟海：《中国书法史图录》第二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三一五页。

（朱天曙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