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绘画艺术特征，他的画法叫得意忘形！

杨之光《关良》

从文化和写意精神上回望百年中国画坛，有三座奇峰：一座是齐白石的花鸟，一座是黄宾虹的山水，一座是关良的人物。关良，字良公。

1900年12月30日生于广东番禺，与20世纪同龄，是百年中国画坛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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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艺术百年碰撞，关良是中国水墨开风气之先的大师。他回归中国传统艺术重新提炼东方写意美学，他以京剧的手法画画，故画有动感、乐感；以国画写意手法画戏，故画能传神，扣人心弦。“寥寥几笔，虎步鹰蹦，呼之欲出，如闻大钧”。他把“写意传神”发挥到极致，终成“水墨戏画”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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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韵生动弥入味，风姿各异皆传神。关良亦是最早将西方绘画艺术介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他赴日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在高更的庄严肃穆、梵高的色彩夸张、马蒂斯的单纯美的影响下，最终寻得自己的绘画走向。

关良油画

关良的艺术，稚拙、单纯，使人感到洋溢着孩子般的纯真。他拥有一颗孩子般感受、表达艺术的心，让他的艺术充满灵性与个性。他热爱音乐、痴迷戏剧，全部身心融于绘画，开启了一条中国现代水墨之路。以至于画坛后辈皆叹：“良公，妙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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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寻梦从西画学徒到“关良墨趣”

关良一生致力于戏墨人物画和油画创作，以其画风质朴、简拙称誉画坛。但相比于20世纪诸多美术大师，关良一度不被理解甚至遭受冷遇。

在关良近60年的绘画生涯中，他的现代水墨之路，最早萌发于他对西方表现主义油画的玩味琢磨。

1917年，17岁的关良赴日留学，师从藤岛武二学画，系统全面地学习西画艺术的理论与技法，在不到6张席子大的居室里训练用的画稿可堆起2尺厚之高。期间，他对梵高、塞尚、马蒂斯由衷热爱，在吸收了西方“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风格后，开始取其精华为创作“中国式”油画探索，希冀以此打通中西方文化隔阂。

左为关良作品，右为梵高作品

这个崭新的画展，“超越了当时一般人的审美能力，冲出了传统的审美观念”，“画人之不欲画，画人之不敢画”，作品一露面即与传统的文人画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在当时洋画界中呈现了一种“新姿态”。

归国后的关良出入上海、南京、广州的各个私立美术学校担任美术教师。关良“看似幼稚而实际上趣味无穷”的作品不但给当时的学生留下了好感，连时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的刘海粟也颇感兴趣，一度将其引入上海美专担任教师。

1926年，关良应胡根天邀请南下任教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国画和西洋画激荡碰撞下的广州，“市美”是西洋画的重要阵地，关良成为当时引西洋画入中国的前卫画家之一。

在1921年的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中，关良的一幅风景油画引人关注，画面颇具后现代野兽主义的画风，近郊的马路、一支歪斜的电线杆、一辆汽车，全然沉浸在郊外的黄昏之中，传递着静寂与一股莫名的热情。关良找到了一种直接传递绘画精神的技法，给画面注入了跃动的生命力。

青年时代的关良有着这样的艺术信条：“一个画家不单要认识时代，了解时代，同时还要超过时代，那时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不是平平无奇。”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关良就意识到从日本学习西洋画有潜在的危险：“为什么中国油画在国际画坛上毫无地位？是我们的油画还没有创新？没有画出民族风格？”正因为如此，关良在其后一生的创作中都在探索中国画创新和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以求“我们的油画有民族独特的风格”。

戏墨结缘苦学戏曲深悟写意精髓

上世纪20年代以后，在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关良开始回归传统。他频繁地参观国画展览、临摹明清大家作品、欣赏名家收藏。继在日本学习油画、音乐之后，他想再苦拼若干年，在国画笔墨表现力与鉴赏力方面有所拓展，攀登第三次求知高峰。

从西方表现主义到东方写意水墨，关良所跨越的是一座看不见的鸿沟。他在练笔前常常思考，中国人善于用线，从平面中找到“写意艺术”，而西方人重明暗、体积、空间，这是由不同的历史气质、审美传统所形成。与其“生硬结合，互相贬低”，不如“彼此适应吸收又保存个性为好”。

关良不仅在画室琢磨，他还与沈雁冰、郭沫若、茅盾等诸多文坛大家交往，在国画与文学的双重推衍下，他最终发现了新的契机——戏曲，为他通往“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艺术境界打开了一扇天窗。

为体味戏剧之美，关良亲自学戏，从“锣鼓经”学起，不仅练京胡，唱、做、念、打一并学来，学完《捉放曹》再来《击鼓骂曹》……此后，无论在“上海美专”还是重庆“国立艺专”，凡到年末岁的师生“同乐会”，关良总能应声上场，“黄钟大吕”地来上一出。

“京戏里看、瞟、盯、瞧、观、见、捎、拐……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看人看物，都有不同的分寸、不同的意思。”这对关良画戏曲人物时如何“点睛”传神帮助颇大。据说，关良每次画画，都是等画全部画完后才画眼睛的，是名副其实的“点睛之笔”。

关良在学戏的过程中领略了传统戏剧演绎的高超境界——没有火气，意到笔不到。这些老戏迷所推崇的“炉火纯青”的境界，让关良体会到传统艺术中不可言传之意境神韵，他开始尝试将这种写意之美表现在绘画中。

梅兰芳写过一篇《漫谈戏曲画》，其中有一段话专论关良：“他（关良）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对关良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更加赞不绝口。

在他看来，画戏的还没有一个人像关良这么“懂行”的，他常说，“关先生的画是活的，看上去很神。”两人之间“蹦、登、仓”的“典故”更是流传甚广。

盖叫天演武松，不论“打店”还是“打虎”拍出来的照片往往是一个“亮相”——锣鼓点子敲定了，照相也照好了，架子是好看，就是“呆乎乎”。关良则不同，他选取戏中人物最传神的动作表情入画，画武松他不等‘蹦、登、仓’落定，而是在'“蹦、登”还没有“仓”的时候就画下来了，所以看上去，这个“武二郎”很活，“在纸上还动着呢！

中国人常说，“戏者，戏也”，相对于外国戏剧，中国戏剧的虚拟、夸张达到了一种极致，“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堪称世界之最。

关良深谙中国画和传统戏曲“写意”精髓，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色彩观结合得严丝合缝，强调“用十笔画的为用五笔画”，“使形更简练、更醒目、更舒展”，对比林风眠的戏曲人物画，更加疏落简率，于率真自由中传递出东方写意独一无二的趣味。

冶游寻乐保持朝气以艺术为第一生命

“生活有趣，艺术就有趣；生活多彩，艺术也多彩。”是关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朋友去关良家，往往不谈艺术，反倒聊起生活，比如谈谈“怎么养热带鱼”，甚至“怎么做鱼缸”。

不取其貌，单看关良的画，便可认定他是一位平和从容、有些幽默，也很有教养的人。天性乐观的他总能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兴趣，不喜狂、也不悲愤，世界的纷乱和庞杂在他那里都被“戏”化了，同时，一切又是审慎和克制的。这从关良的性情为人、人生抉择中可见一斑。

早前出国留学时，父亲让关良学习应用化学，可在报考之前他却改变主意，改考“好玩”的美术专业。

即便生活拮据、学业繁重，又饱受思乡之苦，但关良对自己说，“要一生保持朝气以艺术为第一生命，才不辜负艰辛岁月。”在日本学画不久，他又迷上了小提琴，在友人介绍下每日步行3公里去学琴，坚持黎明到校前拉1小时，热情不亚于学画。

在日本的5年，除了学画，关良一丝不苟地拉完了霍曼的全部练习曲，除了拉“霍曼”，他喜爱的便是萨拉沙蒂和他的《流浪者之歌》。“萨拉沙蒂活在我的作品里。”有心人会从关良的画作中发现萨拉沙蒂，会发现这位伟大作曲家不朽的灵魂。

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关良先后任教于上海美专、上海艺术师范、上海艺术大学、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等艺术院校，从事艺术教育事业和艺术创作长达60年。但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教书还是画画大都是在不安定的生活中度过，几乎总是挣扎在“解聘”和失业的边缘线，但心系艺术的他总能淡然处之、自得其乐。

1926年，关良一腔热血追随郭沫若戎装北伐。他随从大部队冒着烈日酷暑越过大岭，脚都磨出了水泡，但忍痛坚持从不掉队。每到一地，他即在墙上刷大标语，作粗笔头宣传画，还带领大家搭戏台，用演讲、相声、快板、花鼓戏等短小节目鼓舞士气，宣传革命。

抗战期间，他取道香港、滇越公路，奔赴大后方任教，辗转于西南。好不容易在1942年秋在内地举办了一个画展，但他卖画之后跑去壮游大西北，他不以为苦，反认为这是“整个艺术生涯中一段宝贵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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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友人眼中，关良性格开朗，看起来不爱讲话，但谈到京戏就可以一个劲儿谈一天。他喜欢拉小提琴，而且拉得好，他爱唱京戏，可是不大声。关良的艺术，是稚拙的、单纯的，使人感到洋溢着孩子般的纯真。

他拥有一颗孩子般感受、表达艺术的心，钟爱的一把小提琴在上海被日本兵摔碎了，他就开始玩二胡。有时候，吃过晚饭就开始拉二胡，一直到睡觉。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纯粹的艺术家，结缘艺术以后就再也没有丢下过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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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度着放浪冶游的生活。”著名画家倪贻德曾这样回忆关良。关良的艺术和生活早就浑然一体了，关良强调生命的画面必须“动之以情”，甚至情到深处也可“得意忘形”。

关良还有一诙谐比喻，将“初尝亲吻时飘飘欲仙的一种感觉”直接表现在画面上，就能“收到超越了视觉真实性的效果”。在看似“不熟练”、生拙的造型笔墨中，往往透着他对生命的内省。艺术中的关良，饱含一颗赤子之心，没有矫饰、虚伪和华丽，一切都指向了“真”。

艺术良心时代“流浪者”终成大师

作为百年中国画坛最具艺术个性的一位大师，读懂关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6年，国画大师李苦禅带学生观看关良画展时，学生们纷纷疑问关良为何不能把人物画得“规矩”些？对此，李苦禅解释道：“良公的画法叫得意忘形”，即求传神不求形似之意。也许是造型的“稚拙”，许多人并未能理解其中蕴藏的极其深邃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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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70年代，一位德国工程师到武汉钢铁厂参加援助工作时，还不忘在工余寻找关良作品和其踪迹。因为关良在1957年曾经和李可染一起访德办画展，德国民众对关良作品的热爱出乎了很多人预料，莱比锡一家出版社还出版过关良的水墨人物画集，这是德国出版的除齐白石之外的第二位中国艺术家画集，就连日本也有许多关于关良的研究著作，但国内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鲜有人研究他。

经历数十年的冷落，关良对艺术的赤诚从未消弥。在《关良回忆录》中，他曾口述道：“解放后，文化部门的一些同志对我的画褒贬不一，有的还持否定态度。”有人说他的画“如同儿戏”，“再加上国外的报刊颇多的介绍，更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反感”。但一心“为艺术而艺术”的关良对于自己的艺术总无比自信。

关良擅长画水墨戏剧人物，笔下的武松尤为有名。寥寥数笔即达至“一笔不能多，一笔不能少”，作品也最具戏味，如《醉打蒋门神》一作，将单纯的打斗动作提炼为倾吐角色内心活动的特殊肢体语言，身心俱到、举手抬足，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

齐白石对关良的戏剧人物画格外推崇，早在关良在西南国立艺专任教时曾得见他一本人物册页，看后大呼“很想见见他”，并自告奋勇在画册扉页上题写了“关良墨趣”四字。

“文革”中，关良经受“耳闻锣鼓声，胆颤又心惊”之痛，他把数以百计的画浸在洗衣盆里以求家人不受牵连，一度发誓不再创作，几十年创作心血毁于一旦。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一连画了十多幅《金猴奋起千钧棒》抒发心中快意，“火眼金睛辨是非，棒扫尘世万里埃”，让“孙悟空”成了他后期创作中最鲜明的艺术符号。

1976年至1986年，是关良一生中最后的10年，也是他一生艺术生涯中重现光辉的10年。1981年，耄耋之年的关良在香港举办《关良油画水墨画展》，在香江掀起一股“关良热”，香港街头到处张贴着印有他半身像的画展海报，连老朋友林风眠也翩然而至。

1986年，关良因患末期肺癌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离世前他还表示自己有很多艺术创作的新设想。他想再画一批油画，又想再画一批水墨戏曲人物画，还想另画一批融西方绘画情趣于中国画的水墨淡彩静物画……朋友每次去看他，都觉得他似乎都有一种紧迫的心情，但由于疾病渐渐缠身，老是无法完成。

艺术贵乎独创。千百年来，戏子被视为“下九流”，以舞台戏剧作为绘画素材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但关良敢于打破前人禁忌，开宗立派，成现代戏墨人物的一代宗师。他痴迷艺术，忘乎其他，犹如一个时代的“流浪汉”，将自己的一生寄情于艺术，融化于笔端。他笔下的戏墨人物、灵动油彩，好像他所钟爱的萨拉沙蒂的那曲《流浪者之歌》，明快流畅，透着淡淡的哀愁与永不枯竭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