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的沿革——清代行书

清代帝王均通汉文化,重视书法。前期提倡赵、董,远追晋唐,是明代书法的继续,以刻帖为范本。乾嘉以后,碑学兴起,冲击帖学,逐步个性化,出现生机,号为中兴。行书家数量很多,但大多是沿袭明代书风。

郑燮的行书

郑燮(公元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曾为范县、潍县知县,岁饥为民赈而罢官。工诗词,善书画,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人称诗、书、画三绝,尤长兰竹。书法初学黄山谷和《瘗鹤铭》,晚年参入篆隶笔法,间用画兰竹笔法,融四体于一炉,自称“六分半书”。也长刻印。康有为评说,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墨迹尚多,如《判词墨稿》等。

《判词墨稿》,墨迹纸本,四行五十一字(图92)。

帖云:

现于四月二十四月侍柬,何早不具抄。尔子不在家,又不将婚书呈验,凭何察核?不准。仰词证官中确查理处复。莫听谗言,静候论处。

此帖写来自然,既有个人特色,又很飘逸潇洒,不同于“六分半书”那样排铺生硬。

王文治的行书

王文治(公元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官至翰林院侍读。书法初宗董其昌,后学褚遂良,行书学《兰亭序》、《圣教序》,晚学张即之。秀逸天成,初时遒实整密,中年后入轻佻,姿态优美,骨格清秀。时刘墉讲魄力,文治讲风神,故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格调清秀俊隽,作品尚多。

《孟法师碑跋》,纸本墨书,七行七十四字(图93)。

帖云:

或以此碑与雁塔圣教序较量,书时先后欲分轩轾,似非知言,圣教空明飞动,此碑古拙幽深,各有所长,未易轻议。大抵书家作书,不专一格,若千篇如一,便是脱,大书家固如是耶!文治又记。

此帖书法俊秀清雅,极具规矩法度,并无论者所说“轻佻”之弊。临习可以去霸气。

翁同龢《行书节录枯树赋轴》

翁方纲的行书

翁方纲(公元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四库全书纂修,官至内阁学士。长金石考证,开金石鉴赏派的先行。书法初宗颜,后学欧、虞,隶书学《史晨》、《韩敕》等,曾钩摹古帖数十年,长小楷,似唐写经,工整精细,著有《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兰亭考》、《苏斋唐碑选》等。

《评书》,条幅,纸本,四行三十七字(图94)。

帖云:

米元章谓柳子宽书乃不俗于其兄,武侯词记并阴,皆其所书也,宜以评鹤铭之法例之。翁方纲。

此帖笔墨自然,比其它书更显浑厚,似有颜真卿、苏轼笔意。

何绍基的行书

何绍基(公元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亦作猨叟。通经史,精说文考证之学,兼金石文字,诗书名闻当时。书法早年学北碑。自言:“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又云:“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 早年学《张黑女墓志》,后学颜真卿,回腕作藏锋。晚年学欧书,故沉雄中见峭拔,姿意中见逸气。留存作品尚多。如《行书卷》等。

《行书卷》,纸本(图95,局部)。

帖云: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

此帖笔墨敦厚,用笔圆顺藏锋,温厚中有种强劲气势。可去媚俗。

赵之谦《行书摇笔题诗七言联》

赵之谦的行书

赵之谦(公元1829～1884年),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叔、号悲盦。善书画,也专篆刻。初学颜真卿,后学北碑,篆隶师石如,上追古碑,各体均能,以北碑笔入行书,融会变化,自成一体。论者以为靡弱媚俗。其行书也自有一格,古拙而有气势,凝重中亦有逸气。赵之谦所书《行书中堂》,五行四十三字(图96)。

帖云:

襄公佐盛世,独鹗横九霄。抗疏直小范,雄谭摧大辽。秀逐两星降,声飞一楼峣,至今武溪水,流成沧海潮。之谦书。

此帖书法,笔厚浑劲,结体用笔都受北碑影响,直来直去,结体错落,行距空间小,雄强中具有逸趣。

历史上的行书家和行书作品是极其丰富的,以上介绍的只是主要部分。如果我们细致地观察研究他们学书的经验、形成的风格特色和美感,以及他们技法的特点,结合自己的情况和趣味,掌握一家,打好基本功,加以融会贯通,即可达到自己的追求。故这只是一种导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