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题材收藏品走俏拍卖市场

当下的拍卖市场中，与 “乾隆御制”或“石渠宝笈”相关的古董拍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几乎成为“天价”的代名词。“凡乾必贵”究竟是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它的出现是源于大众的误读误解，还是市场参与者在上演“皇帝的新衣”？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古书画世界， “石渠宝笈”就像是镇海神针，一方大红印章，见证了国家宝藏的递藏传承，是难得的考鉴证据。如今年中国嘉德将出现的徐渭《写生卷》——众所周知徐渭作品量少，即便是公立博物馆、美术馆能够庋藏，也是“谢天谢地”的事情，如果《写生卷》没有乾隆皇帝的六次题识，以及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的确凿证据，各方专家定会争执一番，现在大家只是在等待这张徐渭画作到底能获价几何。而 2010 年内地拍卖市场出现的那张《宋缂丝蟠桃献寿图》，如果没有《石渠宝笈三编 · 乾清宫》的记载验明正身，哪会收获 2240 万元的高价格？北京保利 2015 春季拍卖会中出现的《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很多人在评论“乾隆爷笔力不够，画的就像小人书”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其中饱含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的事实。最后 7475 万元的成交价格，也说明一个“乾”字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背后复杂的原因。

【明】徐渭 写生卷

争议更多的是陶瓷艺术市场。 2005 年 10 月 23 日，知名古董商翟健民在苏富比香港以 1.1548 亿港元拿下了清朝乾隆皇帝御制的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瓶底足内书双方栏“乾隆年制”四字蓝料彩款识），创造了当时清代瓷器拍卖世界纪录。 2006 年 11 月 28 日，佳士得香港秋拍“玉剪霓裳——张宗宪御制瓷器珍藏”专场，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受到不少买家的青睐。碗的侧面有乾隆御笔行楷题诗：“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碗底有蓝楷书款“乾隆年制”，最后此拍品以 1.5132 亿港元落槌。 2010 年 10 月 7 日，苏富比香港“彩华腾瑞——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专场，一只高 40 厘米的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一露面，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拍卖开始后，现场竞投气氛炽烈，经过足足 45 次叫价，最终被香港藏家张永珍收入囊中。中国瓷器最高价格拍卖纪录改写为 2.5266 亿港元。同日，该专场的另外一件拍品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搥瓶，也从 6000 万港元起拍，一路飙升到 1.4066 亿港元。 2010 年 12 月 1 日，佳士得香港“妙色莹然——舒思深伉俪珍藏宫廷御制艺术精品”专场清乾隆青花胭脂红料双凤戏珠纹龙耳扁壶，以 1.2386 亿港元高价拍出，壶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2017 年 5 月 9 日，佳士得伦敦亚洲艺术周“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中，一对首度公开拍卖的乾隆御制粉彩花蝶纹如意耳葫芦尊以咨询价上拍， 1300 万英镑落槌，加佣金 1472.5 万英镑成交，约合人民币 1.31 亿元。底部的年号款，证明这对出自 18 世纪的葫芦尊是御制珍品。

乾隆皇帝御制的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

【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 图长颈葫芦瓶

据《东方收藏》杂志统计，中国陶瓷艺术品在海内外拍卖场上，迄今为止成交价超过亿元的有十余件，其中乾隆瓷器就有 5 件。其他的乾隆瓷器，成交价在千万元区间的有一百余件，在百万元区间的有数百件。应该说，乾隆陶瓷已经成为中国古陶瓷市场的标杆。那么中国陶瓷千年传承、精品迭出，为何乾隆陶瓷能一枝独秀？

对此，笔者认为原因不外乎有两点。首先，乾隆年间制作的瓷器虽不像宋代五大名窑（钧窑、汝窑、官窑、定窑、哥窑）瓷器数量少得惊人，但肯定是不多的。在封建社会里，君主的宝贝定是凤毛麟角，而且制作工艺也属上乘，业界内外多风闻其珍、其艳、其尊。其次，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精彩片段，乾隆瓷器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以另外一个重要角色 ——典藏器完成了其华丽转身。作为对一个时代皇家审美习性的总结，虽说大部分时候有点过于花哨，不似宋瓷风韵典雅，甚至被调侃为“农家乐审美”，但乾隆瓷器也拥有其独特价值。最后，乾隆瓷器流通性较强。“乾隆御制”底款是常见的鉴定标志，清宫的用器记载目录也会时常被搬出来帮帮忙。而且现在不少藏家不满足于“古”，能觅得御用之物，似乎可以满足一下自己心中小小的虚荣心。审美是一件个人化的事情，大部分藏家并不计较，喜欢就好，而自己买的古董保值又有面儿，为之一掷千金又何妨呢？

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鸟暗刻松石绿釉如意双耳尊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品牌效应是古董商最在意的，在何时何地，热捧何种品类，尺度的拿捏很重要，推高 “乾隆品牌”的市场号召力，似乎是眼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 2011 年苏富比纽约春拍上，一件估价仅约人民币 5000 元的瓷器，因为烧制时间实在没法得到验证，被拍卖公司标为“类属民国”，因被买家抱着豪赌乾隆官窑的心理而最终以超出估价两万倍的人民币 1.2 亿元高价成交。事后，很多外国媒体评论这件原本被苏富比鉴定专家鉴定为“民国所仿”的瓷器拍卖成功，简直堪称一大“奇迹”。在国内，马未都也笑称：“此次苏富比纽约拍卖这一件瓷器的现场是中国人英勇奋战，全体买家都以捡漏的心态奔赴战场，捡漏于是成了赌漏，赌漏于是成了壮举。”因为，在艺术品投资热的今天，“捡漏”的几率微乎其微了，特别是“大漏”“天漏”。重器被标记为几百美元低价标的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绝不符合拍卖常规，也明显低估了苏富比这类国际大型拍卖公司鉴定专家的专业水平。

当艺术品投资沦为一场投机赌博游戏时，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客观讲狂炒乾隆瓷已成为一种商业化概念，存在着被市场过度包装和神话的可能，其背后也充斥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眼下，一方面乾隆瓷的价格被人为拔高了许多倍，一些本不该高价的瓷器在资本的追逐下，被不断高价交易，充满了大量的水分，行情被严重透支了。在价格虚高的同时，浑水摸鱼、真假混杂的情况也依然存在。当市场上这股乾隆瓷追逐热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时，人们就需要注意：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介入，但资本有时带来的更多是投机和泡沫，扮演的是愚蠢和恶魔的角色，资本可能为市场成长注入活力，也时刻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带来难以遏制的副作用和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