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画家的谋生方式

　  中国书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汉简的朴拙，晋书的风韵，唐画的富丽，宋画的精细，明清书画的千姿百态——都争相辉映，汇集成光彩夺目的绵长画卷。就类别而论，人物、花鸟、山水、写实、写意、院体画和文人画——都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就书画家而论，无论是“黄荃富贵”，还是“徐熙野逸”，无论马远、夏圭的“残山剩水”，还是八大、石涛的“白眼向天”，“搜尽奇峰打草稿”——可谓大师林立，群星璀璨。

　　在丰富的资源下，中国是世界上艺术走向市场最早的国家之一，最早在汉代已见雏形，即佣书取资。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市场得到长足的发展。唐宋两代继续发展，开始出现了润书市场，明清达到书画市场的鼎盛期，许多书画家更是把艺术与谋生紧密联系起来 。

　　在明代社会，赏字藏画成为了一种时尚。“家中无藏字，不是旧人家。”一幅名家真迹挂壁，家中主人身价倍增。书画的交易普遍由专职商人经手，市场操作，价格层次清晰，上升趋势亦较明显。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了嘉靖末年各地巨贾“不惜重资收购，名播江南。”明中叶以后，大批职业书画家涌入市场以卖作品为生，市场首重者为“明四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唐寅长期靠卖字画为生，如他作于弘治四年(1491年)的《刘秀才墓志》，可知唐寅即使为童年的好友刘嘉作墓志时，也得到相当的文润。沈周早已是“名噪寰宇，征求过多而日不暇给”。至文徵明时代的苏州，经济生活异常繁荣，社会对书画作品的需求增大，“四方乞诗文字画者，踵接于道” 。

　　此外，明大家仇英长期客居在大收藏家项元汴家，应项氏所求而作的《汉宫春晓图卷》，更是以两百金的交易价格创下了当时的新高。除了江南地区，京城的书画市场也相当的兴盛，有些书家甚至自己京城开店卖字，书画作品已在社会上大量普遍地流通了。明朝民众热衷于追求名家作品，名家门前购字画者络绎不绝。

　　然而，明代本朝的书法画作品价位大都偏低。 记录较高的如祝允明、王宠等人的单件作品最多也不过二十两银子。嘉兴李日华在当时声名不小，可以称作名家。他为自己书法作品定过润格，大致是：写一幅扇面取三到五文钱，单条草书每幅五文钱，卷册字多者二十文钱。除去纸价与墨价的成本外，书家所得实在有限，这也难怪唐寅会慨叹：“笔砚生涯苦食艰。”

　　到了清代时书画市场更加市场化，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画家群甚至把自己的生计完全寄托在出卖字画上。1759年的一天清晨，扬州西方寺前新立的一块碑石引起了路人的围观，原来是画家郑板桥别出心裁地打出了笔榜，公布了自己字画的收费标准，全文如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

　　可以想象，当年郑板桥润格的公布在扬州引起了多大的轰动。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却在微微一笑中接受了书画市场的这一悄悄革命。郑板桥雅极而俗，出此笔榜，将长期笼罩在艺术市场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