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事件或成古代书画市场分水岭

《功甫帖》事件或成古代书画市场分水岭

　  1月1日，关于《功甫帖》真伪之辩又有了新进展—从去年12月21日开始，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高价购买的苏轼《功甫帖》被上海博物馆的三位专家公开指为伪作。

　　1月1日，署名为上海博物馆三位中国书画权威研究人员的论文在《中国文物报》上全文刊登，矛头直指《功甫帖》。而无论刘益谦或者苏富比拍卖行将如何应对，这对于整合古代书画市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据说，就在有关媒体报道《功甫帖》真伪之争的第二天，在申城的一场古代书画拍卖市场上，许多藏家都没有心思去竞拍，而在场次内刷着社交网络，互相讨论着这件作品。

　　疯狂古书画市场被降温

　　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古代书画就像是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稀缺资源”。虽然行情的起起落落，使得近现代书画市场的价格产生了非常大的波动，但是古代书画的价格持续保持着上升的状态，特别是一些流传有序，并且经过权威著录的作品，更是到了“买到就是赚到”境地，有些作品春拍时候刚成交，到了秋拍时候再拿出来卖依然可以有明显的涨幅。

　　在2013年12月举行的西泠印社秋拍中，李鱓《水榭幽居图》估价60万至90万元，成交价为103.5万元，而这件作品在当年9月纽约苏富比举行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中，成交价还不到40万元。从拍卖图录上显示，这件作品曾经过项源、程琦等名家旧藏，同时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件作品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书籍和杂志上出现过。

　　如果买家是一位具有耐心的收藏家，那他的收益将会更加可观。在去年12月朵云轩的秋拍中，经过历代名家珍藏的陈洪绶《花鸟草虫册》以4577万元成交，而其在1999年中国嘉德秋拍中的成交价仅为220万元。另外一件苏州文物商店旧藏陈洪绶《水仙灵石图》，具有《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近十种权威出版物著录、出版，先后经谢稚柳、徐邦达、启功等鉴定大师组成的文物鉴定小组，陈洪绶研究专家黄涌泉、翁万戈一致鉴定为真迹，最终的成交价为1702万元，而其在2011年秋拍中的成交价为1035万元。

　　古代书画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品市场上的“不倒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资源的稀缺性。经过历朝历代的改制，以及战火的“蹂躏”，能够幸存的真迹相比近现代书画已经是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古代书画的造假，早已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在这些造假者中，有些不具有功利性，纯粹是为了向名家致敬，有的则是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价地挖空心思，进行花样翻新的书画伪造和改造，并最终形成了造假的手工作坊、造假区域以欺世盗名。

　　其实，综观目前各大博物馆中，也有不少具有争议的古代书画作品。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徽宗《听琴图》，由于有徽宗题名与画押，此作一度被认为是赵佶所画，后经学者考证，实为宣和画院画家描绘徽宗赵佶宫中行乐的作品，而图中抚琴者，正是赵佶本人。一些近现代的名家也曾有过不光彩的“经历”，像张石园仿王石谷，江寒汀仿任伯年、虚谷，吴待秋仿王原祁等都可乱真，其中最为市场所了解的还是张大千造假石涛的作品，骗过了众多著名收藏家的眼睛。

　　投资古画须综合分析

　　许多人都觉得只要有清晰的著录以及名家源头就可以将一幅书画说清楚，但是否想过早期的著录书籍中，只有题跋以及印章的信息，这对于造假者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信息。特别是明以后的绘画，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仿造是非常严重的。许多都觉得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北京“后门造”与扬州“皮匠刀”是代表了书画造假的最高水平，但是实际上，民国时的高仿书画，很多都是采用了分工合作方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方式，由多人联合完成。与历代的赝品相比，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东西，不论是画面构图、笔墨工夫还是装裱水平都下真迹一等，与原作十分近似。贩卖这些高仿书画的人，有的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有的甚至是当时书画鉴定的权威，并著录于他们的画册之中，无疑使得在鉴别上更加困难。

　　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曾经有些非常著名造假者旧藏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像在2008年古代书画拍卖市场上，有两件作品值得关注，一件是元代颜辉《钟馗出猎图》手卷，估价750万至850万港元，成交价则达到了902万港元。另外一件是仿恽寿平《山水花卉册》册页(十开，上图为其中一开)，成交价为21.25万港元。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两幅作品，却指向同一个藏家—谭敬。他的集团所做的假画不知让多少收藏家和博物馆上当受骗。

　　从此次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公布的论文来说，采访的是综合分析的手法，单国霖的《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畅—苏富比拍品

　　有一段时期在拍卖市场上，只要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就能够拍出天价，尤其是一些小拍，往往会一些带有“款”字的皇家书画作品，由于其与《石渠宝笈》上的介绍一致，加上有皇帝的印章，因而有时候几万元起拍，结果可能达到几百万元。而有些在小拍中出现的无款书画，在被藏家购买到之后，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到著录，并最终在大拍中出现，由于有了丰富的著录而最终身价百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著录书籍中，不少是来自于私人收藏家编著的，像明代项元汴的《蕉窗九录》、《天赖阁帖》、张丑编著的《清河书画舫》、清代安岐著录的《墨缘汇观》等，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存在着不少的赝品。

　　此次《功甫帖》真伪之争，无疑让人们看到了在古代书画拍卖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即使是有权威的著录以及清晰的流传，也有可能出现是赝品的情况，这势必将对于投资者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出手的时候，会更加小心。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书画市场的“不倒翁”地位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往受到追捧的一些作品要再出手可能就不会太容易，藏家肯定会仔细考证，并请更为广泛的专家进行辨别之后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