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任行书钓诗台咏

　    王思任行书《钓诗台咏》，是一幅看上去很唯美的行书作品，笔致清新流畅，结体温润秀美，三行式条幅、简洁的落款使原本疏朗的章法更显得空灵剔透，耐人寻味。作品所书《钓诗台咏》五言律同样具有简洁明快、朗朗有声的特点，“钓台高百尺，不钓鲂与鲤；一钓飞土篇，再钓及正始；把竿李太白，下饵杜子美；不如无字诗，明月钓流水”。文辞清新雅正，比况神奇，看似平易浅出，实则意境开阔简远，空灵之中有禅意，浪漫之中见匠心，与其随意、闲适的书法作风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不愧是一件诗书合璧的好作品。、

　　此作纵179.1厘米，横51.9厘米，绫本，现藏浙江省博物馆。作者王思任(1574-1646)，明末文学家，字季重，号谑庵，又号遂东、稽山外史，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年间进士，曾任知县、州推官等职。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王思任被委任为礼部右侍郎、尚书，后因绍兴为清兵所破，守节绝食而亡，享年72岁。此人虽然不以书法名世，但比之明代大多数书家并不逊色。他能书善画，诗、文最精，所画山水格调高逸，所作诗文才情烂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为其诗文作序。其书法以行草为工，有山阴遗风，主要得益于智永、虞世南；草书学释怀素，瘦劲圆通。早在担任青浦知县时期，他的书法就曾受到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的赞誉。可见，王思任是一位颇具艺术天赋的文人。

　　在古代中国，人们笃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为读书人，他们总是盲目自信，误以为能读书就一定能做好官、做好事、做好一切。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目空一切，自视甚高，而实际上多是行动的矮子，正如百姓们所言“百无一用是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不断重复着一条老路：考功名、走仕途、当大官，从而实现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殊不知性情有乖巧，术业有专工，更何况人世间的事远比书本要复杂得多。读得了书，未必通得了科考；通得了科考，未必做得了官；即便当了官，也未必有机会、有条件让你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又非人力所能勉为，因此中国文人的命运大多带有悲剧色彩，十有八九不如意。面对命运不济，有的人悟了，转而成就另一番事业；有的人却至死不悟，在官场纷争中苦苦挣扎，最终耗尽一生才情。王思任属于后者。应该说，他的人生开局是顺畅的，20岁中进士第，继而当了知县。可就是这样的底层官吏不仅迟迟得不到升迁，还屡屡蒙冤受诬，数次被遣返乡里。王思任是否具备做官的才能我们不敢妄加评说，单就那“天生善谑”的性格便是为官者所不容。众所周知，历来官场险恶，谨言慎行，如履薄冰，王思任却全然不知，居然自号“谑庵”，以“谑”为乐。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更是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权利倾轧异常复杂。面对这种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王思任既不自知也不识时势，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王思任的可悲不在于他时运不济、仕途不顺、人生不如意，而在于他白费一生才情，至死未悟人生的价值所在，竟然以死守节充当人生的完满，实在是迂腐透顶。

　　王思任一生迷恋做官，仕途上却没有什么作为，反倒是以游戏心态、坦然处之的诗文书画彰显了他的才情。每当他在官场上折腾得心力交瘁、遍体鳞伤的时候，才会拿起笔来，借此抚慰受伤的心灵，找回做文人的感觉；一旦“圣上”召唤，他又会不顾一切地投身那是非之地，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到头来终是一场空。王思任于书法大致如此。就此行书诗轴观之，其天赋不可谓不高、才情不可谓不富，只因临池功力不足，表现技法单一，无法达到应有的高度。譬如通篇六个“钓”字，用笔、结体几乎完全雷同。此轴书写虽然没有注明时间，但从笔道、趣味上分析，应当属于晚年之作。试想，一个穷经皓首一辈子又极具艺术天赋的才子，其书法如此表现平平，显然有些难如人意。假使他能够像其好友董其昌、陈继儒那样，不被官场所累，在“业余爱好”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其书法水准一定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