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过亿藏品都什么藏品？有什么特别之处？

价值过亿藏品都什么藏品？长什么样？我们就直接来看看拍卖成交价格在亿元以上的藏品有哪些吧。

1:文永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镜片，尺寸：68×138厘米，估价：RMB 20,000 ~ 62,000，成交价： RMB 943,000,000 ，成交时间：2018.10.21，拍卖公司：北京瀚古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专场：2018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2:苏轼宋木石图手卷，尺寸：画长26.3×50厘米；画连题跋长26.3×185.5厘米；全卷连裱共长27.2×543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HKD 463,600,000 ，成交时间：2018.11.26，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刘良佐、米芾、俞希鲁、郭淐题跋
鉴藏印共四十一枚。

展开这幅手卷，我们会发现在画作之后，有着历代鉴赏家和收藏家所书之题跋。而在众多名人雅士的墨迹中，苏轼的挚友米芾（1051-1107）当是最具盛名之人。苏轼、米芾、黄庭坚、与蔡襄，因为他们在书法上非凡的成就，共称「宋四家」。米芾简短的题跋，似乎在回顾苏轼的一生、苏轼晚年倾于自省的状态、以及他们意义深远的友谊之重要性。而米芾连绵起伏的笔触和他细心平衡的字形与规律，也足以让他所书的题跋称得上是一幅独立杰作。苏轼与米芾的相知相惜，可从他们这两幅配在一起的杰作略知一二。苏米合璧，不仅突显了这幅画历史上的地位，也标志了世界文化中的光荣一刻。
刘良佐题跋：
润州栖云冯尊师，弃官入道，三十年矣！
今七十余，须发漆黑，且语貌雅适，使人意消。
见示东坡木石图，因题一诗赠之，
仍约海岳翁同赋，上饶刘良佐。
旧梦云生石，浮荣木脱衣。支离天寿永，磊落世缘微。
展卷似人喜，闭门知己稀。家林有此景，愧我独忘归。
米芾题跋：
芾次韵
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
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
俞希鲁题跋：
余读庾子山《枯树赋》，爱其造语警绝，
思得好手想象而图之，卒不可遇。
今观坡翁此画，连蜷偃蹇，
真有若鱼龙起伏之势，盖此老胸中磊砢，
落笔便自不凡。子山之赋，苑在吾目中矣！
上饶刘公，襄阳米公，二诗亦清儁，
而米书尤遵媚可法，皆书画中奇品也！
宗道鉴赏之余，书以相示，
因以识余之喜云。
京口俞希鲁。
郭淐题跋：
苏长公枯木竹石米元章书，二贤名迹，
珠联璧映，洵可宝也！玄览楼。
万历甲寅端阳又二日识。
钤印
刘良佐（北宋）：良佐
王厚之（南宋）：王厚之印、复斋珍玩、复斋、复斋口口、
临川王厚之伯顺父印、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今石刻永宝、复斋之印、复斋、王氏复斋家藏口不口尚友千古（两次）、顺伯、王厚之印
俞希鲁（元）：适量斋（三次）
杨遵（元）：杨遵之印（两次）、左亭子孙、宗道画印、
杨宗道（两次）、海岳闇主、杨遵私印、
浦城杨文公字宗道斋图书印、思无邪斋之印、
文武师冑芾章、清白传家、
沐璘（明初）：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继轩（四次）、
沐璘廷章（四次）
李廷相（明中期）：双桧斋鉴定真迹 、濮阳李廷相双桧堂书画私印
郭淐（明中期）：郭淐之印、原中氏

3:潘天寿癸卯（1963）年作无限风光立轴，尺寸：358.5×150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RMB 287,500,000 ，成交时间：2018.11.20，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2018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钤 印 阿寿、潘天寿印、天寿、潘大、一味霸悍
题 识
（一）无限风光在险峰。雷婆头峰寿者画。
（二）偶作指画，气象在铁岭、清湘之外矣。癸卯黄梅开侯，寿又题。

4:清乾隆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尺寸：18.2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HKD 207,086,000 ，成交时间：2019.10.0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乾隆年制》蓝料款。

玻璃为胎，形采包袱，束口皱褶，凸饰红带系结，丰腴饱满。沿边缀小花璎珞，随起伏曲褶而绘，摹拟锦布结集，妙不可言。巧施珐琅彩，黄地明亮，犹如晨光和煦，祥云中，天凤临，仪态雍容盈万方。飞凤顶红冠，翎毛柔密轻巧，多彩缤纷，描金添饰，细腻入微。曦照下，金翅展，牡丹雏菊丛上飞，翔舞颂升平。鞓红魏紫中，一蕾独含苞，内书「乾隆年制」四字款，左证御匠神技。

以玻璃制作包袱式瓶，过程繁复，难度极高。本品仿效锦缎包覆椭圆形瓶身，瓶口巾褶层迭丰厚，瓶颈粉红袱系柔软飘逸，整体浑然天成，自然逼真。

以织物包覆器皿，现今以日本传统「风吕敷」最广为人知，然旧时中国亦常见以巾帛包裹珍贵器物。

瓶身凤舞牡丹纹，凤羽设色缤纷，丰润耀眼，更以描金细缀，光彩辉映。如此融合多彩之复杂技法，应始于郎世宁（1688-1766年）笔下鸟禽绘画，后得多位西洋传教士宫廷画师运用。然以纹饰、风格观之，本品应纯属中式。玻璃厂、珐琅作均以西洋匠师为首，雍正帝曾评其所制之器虽好，却流于洋风。

牡丹纹以粉红、藕荷二色为主，柔美富丽，得自清初六大家之一恽寿平（1633-1690年）所创花卉画派。综上纹饰之琳琅设色、柠檬黄彩地，皆为数十载前，西洋传教士传入宫廷方得。

书乾隆年款于牡丹花苞，彷若花开自得，似范制年款于葫芦瓜身之匏艺，仅现于此二件料胎包袱瓶。雍正朝铜胎画珐琅器，则可见相类年款，书于器底之仙果或其他造形开光内，或如一件料胎画珐琅鼻烟壶，底部绘灵芝形开光，内书年款（台北，2009年，前述出处，编号 II-23）。此亦近类题字落款于绘画瓜果或珍物之中，如乾隆三年书画册页，与包袱瓶同年所作（台北，2009年，前述出处，编号 II-101）。

内页亦见书诗文于方笺，缀折枝花卉，一如此包袱瓶身侧所绘紫菀花丛（同上）。此类纹饰，用于填补画面中主要纹饰外之空间，并符合题材的自然意趣，亦是西洋画师传入技法。

凤舞牡丹包袱瓶，美善无瑕，明艳动人，乃紫禁城内各作坊匠师通力而成之结晶。造于乾隆初年，仍带有雍朝遗风，如彩地，源自铜胎画珐琅，雍正一朝应用于瓷上，干窑则甚少类例。此纹饰设计，不仅华美夺目，且寓意祥瑞。
凤纹包袱瓶与相对应之螭龙纹瓶，专为乾隆帝而造，深藏宫闱直至晚清，传予恭亲王奕欣（1833-1898年，图七），道光皇帝六子，亦是咸丰皇帝之异母弟。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为爱新觉罗氏二位王储之一。咸丰二年（1850年），赐恭亲王府，此处曾属乾隆权相和珅府邸，后为郡王府。1860年，咸丰帝任命奕欣为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之谈判，并签订条约。帝王宫眷至热河避难时，奕欣掌握军政大权，设总理衙门，主管国际事务。同治帝五岁即位，奕欣任议政王大臣，与东、西皇太后共治天下。同治十一年（1872年），受封「铁帽子亲王」，爵位世袭罔替。奕欣之政治影响力甚为深远，延续至光绪一朝（1875-1908年）。

埃布尔．巴尔（1877-1959年，又名巴尔禄，图八），中德混血，生于中国，长住上海直至1910年，从商任职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秘书。1905年，开始投入中国艺术收藏，其后成为骨董商，于满清末年，搜罗甚多皇族旧藏艺术品。1908年，巴尔于上海举办展览会，展出超过三千件中国瓷器与工艺品，1911年出版展览图录。巴尔骨董收藏曾于1922年纽约 American Art Galleries 曾举办大型拍卖会；1926年，纽约 Anderson Galleries 亦举行另一场拍卖会，之后续办数场。巴氏曾借展多幅绘画，展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1935-6年中国艺术大展。巴尔收藏中国书画及艺术品，经由捐赠或买卖，已入藏许多知名博物馆，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伦敦大英博物馆。

保罗．白纳德（1902-1987年，图九）为织品制造商，与妻海伦居住于波士顿地区，其兄尤金收藏早期与明代瓷器，保罗则专注于建构其清代御瓷珍藏，藏品包括数件珐琅彩瓷，与本品及螭龙纹包袱瓶，均造于清宫造办处珐琅作，师出同源。白纳德伉俪捐赠许多藏品予波士顿美术馆，保罗离世后，其珍藏多数，包含二件包袱瓶，于香港苏富比售出。

珐琅，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其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琉璃、玻璃同属硅酸盐类。珐琅器是以珐琅为材料制成的器物，依据其加工工艺的不同，珐琅器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内填珐琅、画珐琅和透明珐琅五大类别。其中画珐琅在清代康熙年间出现，宫廷造办处、广东和北京均有制作。画珐琅有金、银、铜、紫砂、瓷和玻璃六种胎质。在博物馆内，画珐琅是专门指铜胎，而银胎称为银烧蓝，瓷胎、玻璃胎称为珐琅彩。在清宫档案中画珐琅分为金胎画珐琅、银珐琅、铜胎画珐琅、宜兴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和玻璃胎画珐琅。本文专门探讨和论述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不包括在内。

清代造办处是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康熙年间建于养心殿，又名养心殿造办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玻璃厂成立。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清文件》），如实记录了各类宫廷制品的名称、来源、时间、规格、用料、开销、工序、去处以及皇帝的旨意，为清代工艺制作研究和文物鉴别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依据。《清档》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迄于宣统三年（1911年）。玻璃胎画珐琅是造办处玻璃厂与珐琅作共同参与完成的新「玩意」。通过查阅档案、研究实物得知，宫廷玻璃胎画珐琅仅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烧造。

康雍干三朝玻璃胎画珐琅，基本收藏在境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故宫二件、台北故宫七件、大维德基金会九件（现大英博物馆95号展厅展出）、香港艺术馆一件、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二件、荷兰海牙博物馆一件、香港李先生一件。某拍卖行曾拍卖两件乾隆玻璃胎画珐琅笔筒。

康熙朝玻璃胎画珐琅，经过多年搜集与调研，目前所知传世作品仅有三件，一是台北故宫收藏的玻璃胎画珐琅蓝地牡丹胆瓶（图十），高12.7公分。2 二是荷兰海牙博物馆收藏的康熙御制款玻璃胎画珐琅黄地牡丹花盒（图十一），3 三是香港李景勋先生收藏的康熙御制款玻璃胎画珐琅开光四季花卉纹杯（图十二）。4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案——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图十三）记录，「康熙款玻璃胎珐琅牡丹蓝地胆瓶一件。」5 此为唯一一件陈设文件记录的康熙玻璃胎画珐琅。胆瓶装在楠木盒内，盒为上下插盖式，高16.5公分。盖面阴刻填蓝楷书「康熙年制玻璃胎画珐琅牡丹蓝地胆瓶一件」，此楠木匣为清高宗弘历下旨配制盛装。匣盖上的名称为当时定名，虽无款识，乾隆弘历鉴定它是康熙朝器物。玻璃胎画珐琅是康熙朝首创的新工艺品，康熙皇帝不仅自己把玩，也赏给外官内臣，以示恩宠和炫耀。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赏赐罗马教皇特使一件「画珐琅玻璃瓶」。6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将「御制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赏赐给广西巡抚陈元龙。7 从这完整的三件器物可以看出，康熙朝玻璃胎画珐琅的烧造技术已经成熟，且造型、纹样、款识具有康熙朝文物的特征。

雍正朝玻璃胎画珐琅存世品，仅见台北故宫收藏的雍正年制款玻璃胎画珐琅竹节式鼻烟壶（图十四）。《清文件》记载，「雍正六年，杂活作，二月十五日做得玻璃胎珐琅节节双喜鼻烟壶一件。」除此之外，见于雍正朝造办处活计文件记录的玻璃胎画珐琅仅有五件，遗憾的是未见到实物。8

如「雍正二年，珐琅作，二月初四日怡亲王交呆黄玻璃瓶一件，奉旨，此样甚好，嗣后烧珐琅瓶玻璃等俱照此样烧些钦此。」9

「雍正三年，珐琅作，九月初十日，海望交玻璃珐琅鸡鼓水注一件，随象牙嵌红座，郎中海望呈进。」1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传做（入珐琅作）雨过天晴玻璃画泥金番花包袱式花插一件。记此。」11

「雍正七年，四月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入珐琅作），夲月初三日郎中海望持出呆白玻璃半地瓶一件。传旨，此玻璃瓶颜色甚好，底子不要浑楞砣平，其瓶身上画珐琅緑竹，写黑珐琅字，酌量落款，章法画样呈覧过烧造。再着玻璃作照此样瓶烧些。照此瓶颜色用别样好款式的亦烧些，上面或画绿竹或画红花或如何落款之处酌量配合烧造。钦此。」12

「雍正十三年，养心殿造办处收储清册，玻璃烧珐琅盌一件。」13

乾隆朝玻璃胎画珐琅，从《清文件》记录看，比雍正朝制作的数量多，保存至今的实物比康熙雍正朝稍多。道光十五年陈设文件记录的三件玻璃胎画珐琅，均在台北故宫收藏。除此之外，台北故宫还有两件重要收藏，即玻璃胎画珐琅五福捧寿八棱瓶和西洋仕女图渣斗。14 大维德基金会重要的作品是，玻璃胎画珐琅杯两件，人物图笔筒一件，牧羊女图小罐一件等。15 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收藏两件诗句花卉纹瓶。

玻璃胎画珐琅之所以珍贵，传世量少，是与它高难度的制作工艺分不开。在六个材质的画珐琅器中，玻璃胎是难度最大的。一个当代制作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的演出者告诉我，「珐琅彩的烧制温度一般在八百五十度左右，这时候壶体与珐琅颜色均已接近熔点，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壶体与颜色更好地结合，但是此时温度的掌控也是很难的，温度稍低，颜色不能完全融化，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温度稍高，壶体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而变形，那么，前面所有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了，而这样的高温烧制要经历不少于五次，每一次都是一种考验，烧制过程中还要在上面皴染出颜色的变化来，这就如同工笔划中的皴染，每皴染一次， 就要进行烧制一次，通过层层皴染，一件完美的小艺术品就诞生了，犹如一个可爱的小精灵，满载著作者的期望呈现在众人面前。」之所以烧制四到五次，是因为每一个颜色珐琅的呈色温度不同，要从高温开始，到低温结束。当时焙烧的燃料是木炭，又没有仪器测量温度，完全凭工匠日积月累的经验，故玻璃胎画珐琅以小件的鼻烟壶为主，而立体的器物，难度更大，故传世品甚少。《清档》中也有烧造失败的记录。

本文隆重介绍的玻璃胎画珐琅凤舞牡丹袱系瓶，高18.2公分。瓶体呈包袱状，口边为规律美观的褶皱纹，实际上是工匠按照包袱做成瓶的式样。颈部装饰粉红色立体袱系纹。通体在不透明乳白色玻璃上先烧一遍黄色珐琅，瓶体画两条俯身下飞的凤，鹦鹉嘴，丹凤眼，细颈，振翅，羽毛状的尾部向着天空方向飞舞，两支细长的腿甩向左前方。凤的下方为盛开的牡丹花和一枝雏菊，凤的上方为彩色流云，天女散花般的凤尾在云中飞舞，凤的身上还运用了描金工艺。在绿色树枝处做桃心形开光，内书蓝色珐琅「乾隆年制」。瓶底为温润的乳白色玻璃。整个花纹使用深浅不一的绿色、红色、藕荷色、蓝色绘制而成，再加上富贵的黄色，格外亮丽夺目。无独有偶，香港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与此几乎一模一样的包袱瓶（页26，图一），瓶的造型、黄颜色的地色，特别是署款方式都一样，只是纹样不同，装饰螭龙纹和花卉。这是一对同时制作的精品，也是目前所见尺寸最大的瓶。仅瓶的成型也有一定的难度，瓶身具有楞状，需要有模吹制，而瓶口的褶皱，则需要工匠手快、眼快，技术好，因玻璃在瞬间就凝固了，至少在成型时需要反复几次，才能制作出漂亮美观的器形。

《清文件》记录，「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传做（入珐琅作）雨过天晴玻璃画泥金番花包袱式花插一件记此。」

「乾隆三年，玻璃作，元月二十二日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髙玉交，亮蓝玻璃包袱式瓶一件，传旨，着照样烧玻璃胎法琅瓶烧造几件。钦此。于本月二十四日副司库石美玉将原样亮蓝玻璃包袱式瓶一件持去做样讫。」

「乾隆五年，记事录，三月初三日栢唐阿盛德来说太监魏珠催总邓八格奉旨，着玻璃厂人进六所烧造玻璃小式活计钦此。于本年五月初二日首领吴书将玻璃珐琅花插一对，玻璃烧珐琅桃式水盛二件，玻璃烧珐琅葫芦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进讫。」

这是笔者在《清档》中搜集到的与这件珐琅瓶相关的资料。透过寥寥几句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雍正五年（1727年）便开始制作玻璃画泥金包袱式花插，雨过天晴是指仿柴窑瓷器的颜色，档案中屡有记载。乾隆三年（1737年）档案的记录，没有明确具体烧造几件，也没有是否烧造成功的记录。而乾隆五年（1739年）明确说明烧造成功「玻璃珐琅花插一对」，乾隆五年的「玻璃珐琅花插一对」，也许就是乾隆三年下令制作的包袱瓶。在档案中经常会看到「瓶」或「花插」，其功能均是陈设或插花，如何区别，界限不清。档案中有很多记录均是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令今人难以分辨。我们不妨大胆假设，雍正皇帝在位仅仅十三年，雍正驾崩后，工匠可以继续为乾隆效劳，雍正五年能够制作包袱式瓶的工匠与乾隆三年、五年制作包袱式瓶或花插的也许是同一位工匠。不管是乾隆三年还是五年，玻璃胎画珐琅凤舞牡丹纹袱系瓶是乾隆早期的作品，从包袱瓶流云的画法，以及使用桃形开光写款的方式，都有雍正的遗韵。

道光年间记录的宫中陈设档案，即《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案——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玻璃胎画珐琅仅有四件，康熙一件，乾隆三件。乾隆三件是，玻璃胎画珐琅花卉三喜梅瓶，玻璃胎画珐琅葫芦花插，玻璃胎珐琅八棱瓶。三件均在台北故宫。19 本文所言玻璃胎画珐琅包袱瓶，亦是乾隆朝玻璃重器，为何不在陈设文件中记载呢？故宫藏陈设档是道光十五年所立，陈设档内容仅仅包括当年在紫禁城内陈设的器物。而北京郊区的三山五园或沈阳故宫、避暑山庄亦有清宫物品陈设。就目前出版的颐和园和静明园陈设档案中亦没有查到包袱瓶陈设的记录。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年孝敬或赏赐给身边的皇亲国戚。从牡丹凤纹判断，只有乾隆的母亲或后妃有资格享用，也许是乾隆皇帝为其生母孝圣宪皇后准备的五十大寿的礼物。20 从据苏富比提供的数据看，最早记录是曾在恭亲王处收藏。
包袱，比喻为「包福」，具有吉祥美好之意。做为装饰纹样，在雍正年间流行，故宫博物院收藏黑漆描金包袱式盒一件（页29，图四），虽无款识，但通过档案梳理为雍正朝所造。雍正款瓷器也有包袱纹瓶。乾隆朝亦有包袱式瓶或盒，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紫檀包袱式盒，而包袱作为纹饰比较多见，如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洋彩包袱系纹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瓷包袱系纹瓶、铜胎画珐琅包袱系纹罐、透明珐琅包袱系纹瓶（图十五）、掐丝珐琅包袱系纹双连瓶等。可见包袱形或包袱纹因寓意美好深受皇家喜欢。而凤舞牡丹纹更是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凤是女性的象征，凤作为装饰纹样，在历代文物中均有表现，更多的是与象征帝王的龙纹同时出现，即常见的「龙飞凤舞」。故宫博物院藏嘉靖款戗金彩漆中即有凤穿牡丹纹菊瓣式盘，乾隆年制款红漆凤穿牡丹纹盌（图十六）和乾隆香色凤衔牡丹妆花稠女棉袍（图十七），这些栩栩如生的凤纹形象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和视觉冲击力。

有凤来仪，乃中华成语。出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为传说中的百鸟之王，以此寓意吉祥美好的成语作为该文题目，即是对这件绝世佳品的赞美，也是祝福天下有缘人能看到它或拥有它。

5:赵无极1956-1957年作大地无形，尺寸：200.4×162.3厘米，估价：HKD 90,000,000 ~ 150,000,000，成交价： HKD 182,900,000 ，成交时间：2018.03.29，拍卖公司：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香港2018年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无极ZAO 56-57（右下）；ZAO Wou-ki Et， la terre était sans forme 1956-1957 200 x 162（画背）。

赵无极甫到巴黎不过短短四年，即在国际艺坛获得广泛的认同与肯定，如他所言：「从1952至1953年之间，我的作品时常出现在欧美的美术馆或展览会，或被收藏。然而，也是我画风转变的开端。」随着1950年代中期他经历人生与情感的剧变，将无可宣泄的感情投入创作，从此展开艺术生涯最重要的关键时期，1954-1958年间被称为「甲骨文」时期，因深受学术界推崇，巨幅作品多为国际知名美术馆与机构所藏，出现在市场上的作品如凤毛麟角，十分珍贵难得。
《大地无形》（Lot 164） 在1957年于法兰西画廊展出后，旋即为私人藏家所收藏，历经五十年后曝光于市场，当时已在万众瞩目下刷新市场纪录，而今相隔十年重新现身，更无疑是难得一见比肩知名博物馆藏的良机。据目前现有的出版文献所示，或许因当时艺术家工作室空间所限制，日本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收藏两米乘三米的《黎明－不早不晚》为此时期最大尺幅作品，《大地无形》位居次大，不但是现今市场出现最大的「甲骨文」系列作品，主题更兼容中西、回归宇宙初始的探索，实为赵无极超越自身文化、追寻普世意义的扛鼎之作。

6:清乾隆御制珐琅彩虞美人题诗盌，尺寸：11.8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HKD 169,413,000 ，成交时间：2018.10.03，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乾隆年制》蓝料款
「佳丽」、「翠铺」、「霞映」印。

此盌器形雅正，弧壁浑圆略撇，胎质细密，均净如雪。从景德镇御窑跋涉上送京师，宫中妙画珐琅彩，外壁写生虞美人，黄自矜持、白怯羞绯、红恃娇纵、紫尚雅风，翠叶间，纤花或含蕾、或盛绽，曲茎摇曳微风中，石半掩、蝶萦绕，渲染描绘细腻如生。另一面墨题明人徐桂〈咏虞美人草〉诗二句，曰：「迎风似逐歌声起，宿雨那经舞袖垂」，既咏虞美人随风起舞之妍姿雅貌，又是借花怀古。诗前有「佳丽」，后添「翠铺」与「霞映」，共红料印三枚。盌心加缀三多瑞果，更显清朗秀逸。足底双方框内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宋体款。

观此盌纹饰题诗，虽明显以雍正例为鉴，然绘风迥异，各有千秋。雍正对碟，虞美人花稍形敦实，没有突出瓣之透薄、茎之轻盈，有别于此乾隆盌上，嫩叶曲茎，茂密横生，忽然微风轻吹，纤瓣朵儿妙舞翩翩，活灵活现，意趣盎然。
清代珐琅彩器，瓷胎出江西，由景德镇窑烧成之均净白瓷，从长江之南，跋涉送至北京宫中作坊，施彩二次入窑复烧方成。珐琅彩料，初由洋人引入，所绘纹饰雅致，成器悦目赏心，罕稀至极，问鼎清代瓷珍之冠。禁宫珐琅作坊，毗邻天子寝宫，画师所受监督之严、压力之大，空前绝后。相比景德镇御窑厂，即使上供御用之品，也会大量烧制，反之，珐琅作位处紫禁城中，为免滋扰宫廷生活，加上地方之限，规模极小，画师必须因材施艺、以意创造，一器一画，变化多端，无一相同，精妙绝伦之处，难出其右，让人叹为观止，却又因其独特，极为罕有。
珐琅彩盌所施彩料乃为此盌特别调制，配以悉心布局，风格清新朗逸。景德镇御窑虽有烧造虞美人花瓷器，饰样大同小异，几乎如一，绘施为量烧而研发之粉彩，纵然瑰丽，绝不能与此盌相提并论。

7:崔如琢丁酉（2017年）作醉雪千山镜心，尺寸：177.6×470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HKD 168,750,000 ，成交时间：2018.10.03，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8秋季拍卖会。

8:清乾隆斗彩加粉彩暗八仙缠枝莲纹天球瓶，尺寸：高53.9厘米，估价：HKD 70,000,000 ~ 90,000,000，成交价： HKD 130,600,000 ，成交时间：2018.05.30，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六字篆书款。

瓶圆鼓腹，直颈，内圈足。通体斗彩加粉彩纹饰。腹部绘暗八仙纹，各缠绶带，包括铁拐李的葫芦、张果老的鱼鼓、钟离权的葵扇、吕洞宾的宝剑、何仙姑的莲蓬（上托灵芝及仙桃）、蓝采和的花篮、韩湘子的笛子和曹国舅的玉笏，周边饰缠枝莲纹。近足处饰莲瓣一周，肩部饰如意云肩，内绘花卉纹。颈部饰如意璎珞纹，间以双鱼及磬，口沿画黄地绿彩如意云头一周。

9:清乾隆；乾隆三年（1738年）制铜点金异兽钮「乾隆御览之宝」宝玺，尺寸：长9.1×9.1×10.1厘米；重3770g，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RMB 110,975,000 ，成交时间：2018.06.19，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8春季拍卖会。

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实物来粗略估计，乾隆帝一生所刻制的玺印数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多达1800余方，令人深深折服。根据北京故宫所藏《乾隆宝薮》（乾隆玉玺印谱）一书记载，乾隆在位期间刻制了七方不同尺寸大小的「乾隆御览之宝」。
乾隆皇帝对琴、棋、书、画兴趣广博。因而在平时钤诸御笔，鉴赏书画，刻印图书及收藏玩赏各式各样的宝玺多至之极，统称之为皇帝闲章。皇帝闲章，按其内容和用途划分为年号玺、收藏玺、鉴赏玺、名言吉语玺、诗词玺及花押等。带有年号的鉴赏玺在其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故而「乾隆御览之宝」作为年号鉴赏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档案记载：「司库刘山久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交出铜宝一方，传旨：著刻‘乾隆御览之宝’，钦此。于正月初十日篆得阴文、阳文字样二张，司库刘山久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着准阴文，钦此。于二月二十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理白世杰将刻完字铜宝一方交太监胡世杰、高玉呈进讫。」
年轻乾隆皇帝让身边的太监毛团、胡世杰拿一方铜制的玺印材料去内务府传旨，令铜作刻「乾隆御览之宝」六字印文。负责此项工作的人战战兢兢接了旨，六天后，司库刘山久请太监将两份篆文草稿呈送乾隆，一份是阴文，一份是阳文。皇帝仔细看过后给出回复：用阴文。一个多月后，精心制作的铜玺完工交差。
根据北京故宫所藏《乾隆宝薮》（乾隆玉玺印谱）一书记载，除了本件铜点金三螭钮宝玺外，乾隆在位期间共刻制了七方「乾隆御览之宝」。材质、尺寸各有不同。在台北拍卖的这方是所有「乾隆御览之宝」中最大的，印面尺寸为11.7厘米见方，青玉材质，印纽上的螭龙生动威严。这方玺也是乾隆登基后不久刻制的，完成时间不晚于乾隆三年。

「乾隆御览之宝」之所以要刻这么多，因为它大有用场。乾隆皇帝酷爱收藏，编有《石渠宝笈》等多部著录，为其所欣赏的书画作品登记造册。凡收入《石渠宝笈》的作品，皆钤盖有「乾隆御览之宝」和「石渠宝笈」两个玺印，还要盖一个「殿名玺」，表明这个作品收藏在什么地方，是干清宫、养心殿，还是御书房等地。《石渠宝笈》中所藏作品又可大致分为上下两等。上等作品受到格外厚待，在已有上述3个玺印的基础上还要再加3个：即「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当然，这只是一般常见的组合， （图片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文章来源：https://www.kaimen360.com/article-124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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