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宝银币与苏州的缘分

晚清时期，云贵边境经济还十分落后，民间商品交易以盐、布匹为主，运输则人背、马驮，交易用银多为碎银或银锭。因离广东较近，十九世纪末以来国外如英国、美国、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银币纷纷流入，因为使用方便，使中国市场收到了很大冲击。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自制银元，获准后在英国定购机器，率先铸造银元，中国机制币从此登场，改变了几千年以来人工铸钱的传统做法。

　　光绪九年(1883)，状元洪钧升任从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中法之间在云南 形 势 紧 张，洪 钧 举 荐 岑 毓 英(1829-1889)复回云贵上任。岑毓英为改变云贵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着手推行便于流通的银币试铸了一种"黔宝"的银币并呈洪钧过目，可惜岑因长期行军作战，疾病缠身于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八日(1889年6月6日)病殁于云贵总督任上，享年60岁。推行"黔宝"振兴贵州经济的事，从此没了下文。

　　1893年，洪钧逝世，1930年前后，洪钧直系移居上海，搬家中，清理出"黔宝"银币一枚，为住在乔司空巷48号一位叫卢仙裳的老人获得，卢仙裳在景德路西首开有一爿名叫"汪依昌"的烟纸店，柜台一角摆放几个"白相"(苏州方言意即玩赏)洋钱(苏州方言银元之意)，借此吸引顾客，所以生意较同类店兴旺。

　　1932年上海收藏家沈子搓(1881—1969)闻知卢仙裳除银币之祖"黔宝"外，尚有"中外通宝"一两和五钱，有意纳藏，委托父亲丁宗琪(1913—2003)前去说项，出价三十两黄金求购上述三枚中国早期的稀见银币并允诺若事成付十两黄金佣金，父亲去跑了多次始终无法说动，对于上述三枚银币，苏州金银币收藏大家蒋仲川、秦子帏等人也都有意纳藏，但是出价均不及沈子搓，而卢仙裳本人将这三枚银币视为生命之一部分，哪肯轻易让出？！

　　1943年，戴葆庭、马定祥先生来苏州与泉友欢聚一堂。以钱币为职业的马定祥多次去拜访卢仙裳老人并将卢介绍入中国泉币学社。戴葆庭先生是上海钱币业的龙头老大，沈子槎先生再次委托戴前来苏州，请卢仙裳割爱上述三枚银币，但是卢仙裳依然不为所动，戴无功而返。

　　事情一直到了抗战胜利，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宣告停顿，不过泉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并未终止。解放前夕，卢仙裳病重，马定祥多次来苏探视，不久，卢逝世，马定祥急忙赶来，从卢的家属手中购得这三枚稀见币，售于上海收藏家沈子槎先生，沈老这样的收藏家从来是轻钱重物，一诺既出，驷马难追，中国形势变幻无常，始终立信为上。从1932年欲收藏这三枚银币到1948年左右大功告成的十五六年时间里，心里一直惦念着这三枚珍品，在战火纷飞，生意艰难的解放前夕，国内形势动荡，但沈老仍出重金收藏，自觉承担保护物证的重大历史责任。

　　有趣的是，当时苏州属于小字辈的沈子芳也十分钟爱这三枚银币，卢仙裳在世时，知道自己财力薄弱是买不成的，卢仙裳逝世后，按苏州人的规矩，断七后才相互走动，沈算得已断七后，立刻登门拜访，询及这三枚银币时，卢家说已售出了，沈失望而归。

　　对于光绪十四年的"黔宝"银币因传为中国早期铸币之代表性银币，故历来受泉家重视，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开始，罗伯昭、沈子槎等收藏家纷纷将自己的藏品捐献国家，沈老尽管长期追求这三枚银币，自己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和人民当家作主后的文化建设考虑，毅然化私为公将这三枚中国早期的稀有银币捐出。

　　1985年11月，中日钱币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父亲和沈子芳先生一起赴沪参观，当看到(黔宝)银币时，感慨地说："这原本是苏州的珍宝啊！"

　　说到苏州人，对收藏是具有特别情结，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沈子芳先生的第三个儿子，原在济南第二机床厂工作，1965年支援三线，来到贵州都匀任总工程师，赴任前回苏州探亲，沈子芳郑重嘱咐，去贵州后，留心"黔宝"银币，如果发现不惜代价购回，但是，不管是在黔南都匀还是常去贵阳出差开会，尽管多方托人，处处留心，"黔宝"银币在贵州也难得一见，因为当时是试样，铸额极少，迄今发现仅2至3枚而已，而最可靠、品相绝佳的这一枚，即从洪府流出，现在上海博物馆的这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