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谷绘画作品几艺术成就
当我们掀开民国画坛的历史，不难发现：南京曾经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几乎云集了各地最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有的买画为生，有的在大学从事美术教育，柳子谷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不仅买画，而且在大学任教，声誉极高，与徐悲鸿、张书旂合称“金陵三杰”，并有南张（指上海张大千）北徐（指北京徐悲鸿）中间柳（指南京柳子谷）之誉。那时，柳子谷作品非常抢手，价格也非一般藏家能问津，特别是抗战以后，声誉日隆，作品价格动辄以黄金两计，价格直逼张大千。而这样一位传奇书画大家却在解放后销声匿迹，着实让人唏嘘不已。今天，民国“金陵三杰”中的徐悲鸿名正位显，家喻户晓、当之无愧，柳子谷和张书旂却被严重低估，值得后人思考和研究。提起柳子谷，恐怕当今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比较陌生。记得1981年，早已扬名国际的画坛巨匠、旅居台湾的张大千得知老友柳子谷居住在山东济南，于是专门托香港“山东同乡会”友人来济南探望子谷并索画，这让当时很多人感到十分惊讶和不可思议，他究竟和张大千什么关系？一位享誉国际的画坛巨匠会托人专程来济南看望默默无闻柳子谷并索画。同样，2年后，也就是1983年，刘海粟夫妇应山东有关部门之邀来济南作客，当时请求召见的人众多，但刘老首先想到人就是柳子谷，于是，他提出第一个就要见子谷，这又让很多人百思不解。刘老夫妇约见子谷时，当场赠条幅一帧：“青山不老松长翠，雪压霜欺只枉然。”子谷后送刘老《竹鸡图》，题词：“画祝海翁老师长寿。”原来比柳子谷大五岁的刘海粟是柳子谷20年代在上海美专学习时的老师，刘海粟对柳子谷才华和人品非常欣赏，记忆犹新，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柳子谷在画坛的声望一度超过了老师。而张大千则是民国时期多年好友，1933年柳子谷第一次在南京办展时张大千就专门同高剑父、梅兰芳等名流从上海赶来南京观展、买画、捧场，两人时常切磋画艺，互赠画作。柳子谷晚年平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爱国一家”栏目还专门播发了柳子谷撰写的文章《怀念画师张大千》。
柳子谷《枯木逢春枝叶舞》 镜心，尺幅67×44厘米（2011年龙腾云祥89.6万元成交，上款张大千）
柳子谷84年画给海粟老师《劲竹 》镜心（2013年江苏聚德4.6万元成交，上款刘海粟）
“金陵三杰”同名不同命
在民国画史上，南京有“艺术之都”之称，在近现代也是中国艺术的大本营，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吕凤子、张大千、高剑父、徐悲鸿、张书旂、柳子谷、徐志摩、闻一多、谢无量、胡小石、颜文樑、傅抱石、吕斯百、陈之佛、潘玉良、蒋兆和、丁衍庸、庞薰琴、孙多慈、宗白华、王商一等画坛名流都曾云集南京。其中徐悲鸿、张书旂、柳子谷三人走得最近，关系最密切，这三人中徐悲鸿（1895—1953年）年龄最大，比张书旂（1900—1957年）大5岁，比柳子谷（1901—1986年）大6岁，柳和张是1924年上海美专同学，张高一年级，柳和徐订交于1926年汪仲山主办的任伯年画展上，后常切磋画艺。三人中徐悲鸿是老大哥，见识最广，二十年代徐已远涉重洋到过很多西方国家，还在法国跟名家学过绘画，1923年徐以三十件作品参加法国画家春季沙龙，深得好评。徐回国后已是艺术界大佬，在艺术界声望极高。
柳子谷1927年定居南京，任职于南京中央特委会，后子谷受聘出任上海美专教授、南京美专国画系主任、教授。徐悲鸿1928年居南京，并应南京江苏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之聘，兼任该校艺术教育专科美术教授。之后，柳常去徐悲鸿主持的中央大学美术系讲学、示范，1929年张书旂应徐悲鸿之邀由福建厦门赴南京中大担任教授。至此三人居住一地，志同道合，意趣相投，他们经常合作遣兴。不久“金陵三杰”享誉大江南北。当时徐悲鸿以画马扬名，家喻户晓；张书旂以花鸟尤其是画鸽著称，有“任伯年第二”之称；柳子谷以画竹名世，有“竹圣”、“板桥第二”之誉。难能可贵的是，这三人在共寓南京将近十年的期间，一方面活跃于画坛书界，另一方面又以绘画和友情相互往还，相互切磋，彼此影响。有专家认为：就品格情操而言，他们三人皆为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就绘画艺术而论，都称得上成就卓著，各领风骚；而他们的私交，又情同手足，胜似管鲍；这种现象史上实不多见，有几件事颇能反映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南京，徐悲鸿、张书旂是柳子谷家的常客，谈艺论道，甚至各自的婚姻家庭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以说，他们的交情很深。徐作为老大哥，对柳和张多有提携关照，对柳和张的艺术更是不吝赞美之词，如徐悲鸿曾赞子谷《雨竹》“画到濛濛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寻思”；还称其画法“突破了古人的窠臼，推陈出新，是一大创造”。徐在中央大学担任校长时，常请子谷到中央大学讲学。而张书旂1949年到美国后，担任了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教授，当时国内政局动荡，张鉴于柳的作品在海外销路不错，希望柳也能来美到大学任教。同时，张大千也介绍柳赴台湾去任教，为此柳子谷曾召开家庭会议，考虑再三，婉言谢绝，毅然留下来迎接祖国的新生。由于柳子谷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国民党专员、县长，特别是他的作品在国民党党、政、军、商有很高的声誉，为此，柳长期被监管。1950年，经马寅初推荐，赴东北大连任中学教师。1952年柳想为抗美援朝筹款，与朱鸣冈、罗叔子联展书画义卖，结果被中止。好友徐悲鸿此时为中央美院院长，当他得知柳在大连中学任教时，即由北京发函给大连有关部门，邀子谷赴中央美术学院讲学任教，但此函被有关领导扣下，从此柳销声匿迹。1957年张书旂从美国致函子谷：“弟病已人膏肓，此生回国已成绝望，至感痛苦！所能引为欣慰者，近来病中编写《画法入门》及《翎毛集》两书，现已脱稿，对后学掌握技法多少有点帮助，不日连同《书旂画集》寄回国出版，作为弟在世一番对祖国最后一点贡献也。《书旂画集》盼为写序。”辞恳意切，但当时柳因政治环境不允许，对此嘱托未能如愿以偿。
1953年徐悲鸿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58岁；张书旂1957年在美国寓所去世，未能叶落归根，享年57岁；柳子谷1986年在济南去世，享年85岁。张徐都只活了50多岁，应属英年早逝，而柳子谷尽管活到85岁，但后半生的经历相当坎坷，他长期被监管，文革又遭受冲击，家屡次被抄，柳本人被关进牛棚，“四人帮”倒台后，他与夫人甚至蜗居七八平米的小屋长达12年之久。实际上柳也是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如因政治环境所迫他无法完成好友张书旂所托——为《书旂画集》作序；好友徐悲鸿去世时，他当时又没有资格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看他最后一眼；晚年想与老友张大千见上一面也是遥不可及……所以，“金陵三杰”用“同名不同命”来形容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
民国画坛辉煌永载史册
柳子谷为江西玉山县人。常自号“怀玉山人”。出身于一个中过秀才的郎中家庭，母亲早逝，由祖母抚养，幼即读书习字，爱绘画，常临摹《芥子画谱》。由于他天赋很高，10岁即能绘梅、兰、竹、菊“四君子图”，一次为邻村财主作画，得酬铜元百枚，并获“神童”之誉，画名亦渐闻全乡。1919年他考入南昌中学，一边读书，一边自修绘画。20年代初，南昌有两个少年艺术家名闻一时，一个是擅篆刻的一师学生傅抱石；一个便是擅绘画的南昌中学学生柳子谷。1924年柳子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学于吕风子、刘海粟、黄宾虹、潘天寿、谢公展等诸名师下，校外拜汪冲山、程璋、马企周为师，画艺大进。1926年柳子谷因学业优异，提前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投身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艺术宣传员。
1928年柳子谷定居南京，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那时，《中国画第一届美展作品选》、《上海古今名画选》等画册相继收录了他的作品。1929年参加了由郑午昌、张善孖、谢公展、王师子、贺天健、陆丹林、孙雪泥等发起的“蜜蜂画社”，为第一批社员。1933年，江北发生水灾，柳子谷曾义卖画竹百幅，收入全部赈灾，为此柳氏获“急公好义”锦旗一面。1934年柳子谷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画展，一时盛况空前，海内社会贤达名士纷至沓来。冯玉祥、于右任、何香凝、蔡元培、陈树人、经亨颐、柳亚子等人纷纷在柳先生的画作上题诗作赋，远在上海的好友张大千、高剑父、梅兰芳等艺术界的大腕专程也赶来祝贺，全部展品不到5天便被订购告罄。同年，《艺风》（月刊）所载《中央党部书画展览的观感》一文指出：“中国画以柳子谷的作品最为精彩……”。1935年《子谷画存》第一集出版，于右任先生作序，谢公展题写书名。
1936年元旦，柳子谷与南京名媛韦秀菁女士结婚，婚礼在南京饭店举行，经亨颐、邵力子证婚，当时，蔡元培、陈树人、经亨颐、柳亚子、张大千、徐悲鸿、张书旂等各界名人送来贺诗、贺书、贺画琳琅满目，饭店老板在征得柳子谷的同意后，书画延期撤走五天，并打出画展广告，成为别具一格的“贺礼书画展”，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柳子谷占尽风光、出尽风头。以后，柳辗转于南京美专、上海美专任国画系主任、教授等职。
30年代末柳还应张治中之邀，在湖南湘西的绥宁、通道两县当了近两年县长。子谷感到当官不如卖画自由 自在，于是就借张治中离任之际，主动辞去县长职务，继续以卖画为生。40年代柳子谷在各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由于柳子谷在画界声望极高，所以党、政、军、商的上层人士及柳子谷好友都会亲临祝贺捧场，且作品销路十分好，价格动辄数百上千大洋。据陈大羽等老画家回忆，四十年代中后期，柳子谷的画价在南京可谓傲视群雄，售价之高已与画坛盟主张大千不相上下。
1947年他被收入《中国美术年鉴》。1948年李宗仁得知柳子谷的作品多年来在党、政、军、艺、商的上层人士中颇有知名度，竞相收藏，得之为快，便及时亲临展览会，订购了非卖品以外的全部展品，用以答谢支持他竞选副总统的国大代表。由此可以看出柳子谷当时在中国画坛的影响。据笔者获悉，民国时期，柳子谷凭借手中这支笔，养活了一大家子人，那时他家有保镖、管家和佣人等，这在当时画家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1935年于右任为子谷画集写序言
1935年上海画展盛况（上海《申报》、《新闻报》等众多报刊发表柳子谷画展新闻）
柳子谷《松林雅集图》 立轴 （2015年匡时国际无底价起拍，成交价29.9万元）
柳子谷1933年作《 千岩松云》 立轴 设色绢本 （2014年上海工美47.1万元成交，估价5—8万元）
柳子谷1934年作 《江邨削岭图》 立轴 （2003年上海崇源3.3万元成交）
艺术地位和价值有待重估
柳子谷的艺术修养十分全面，有“诗、书、画三绝”之誉。柳早年曾临摹过不少古代的名迹，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涉、无所不精。其艺术风格秀丽清新，诗情画意、雅俗共赏。他的山水，在继承南宋马远、夏圭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元、明、清诸家，又揉合了某些西洋画法。其山水作品强调质感、层次，突出意境、情趣、气势，自成风格；柳的人物画主要以传统形式为主，师法任伯年、吴友如，人物造型典雅、意趣盎然；他的花鸟以竹、兰、松最精，尤其是柳子谷的竹子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别开生面。蔡元培曾称其“画竹圣手”。柳子谷的书法也很有特色，擅长行书和魏体，结体舒郎自如，拙巧兼至，风神透逸。诚如于右任先生所说，柳先生的书法与他的绘画作品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意味隽永的艺术整体。
对柳子谷的艺术特点和成就，八九十年代国内外一些媒体曾作过报道，许多业内人士也曾呼吁画界去挖掘和研究柳子谷的艺术。山东省在1985年（柳去世前一年）为了抢救柳子谷的艺术拍摄了专题片——《柳子谷的绘画艺术》。1986年柳因病去逝，江西玉山县为弘扬柳子谷艺术建立了“柳子谷纪念馆”。近期，笔者通过对柳子谷艺术的研究，深感柳子谷的艺术成就很高，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笔墨当随时代”。柳子谷自上海美专毕业后，在艺术创作上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可以说柳子谷一生艺术创作同国家的命运紧密内地结合起来。早在北伐时期，他在军中就创作了《雪中从军图》，当时担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还题诗一首：“万里长征人，怀才意不薄。于斯风景中，合赋从军乐。”1933年江北水灾肆虐，柳先生曾赴灾区体察民情，毅然创作了《水灾图》、《流民图》、《忍听哀鸿》等作品，对处在危难之中的百姓表示了极大同情。以后，柳又创作《闸北劫后》、《还我河山》、《戚继光抗倭》等爱国主义题材。50年代末，为了歌颂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柳子谷与青年画家满健合作，费时3年，创作了巨幅长卷《抗美援朝战争图卷》。60年代初他又深入农村，创作了巨幅《山村新貌》。这些不仅是反映生活、针砭时弊、讴歌时代的优秀作品，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经典之作。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美术界对柳子谷这两幅巨作都没有作很好的研究和宣传。
柳子谷1935年《戚继光将军像》
二是柳的画竹，中西融合，工写兼备，最见精神，最见个性。在技法上，柳子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渗以西法，追求西画中的明暗法和立体感。他画竹时中锋、侧锋并用，一笔出去，通过水墨浓淡的的渗化，便有阴阳之分，光感很强，这种画法与前人明显不同。他的墨竹，萧萧有声，其竹干遒劲挺拔、颇具骨力；竹枝富有弹性，柔韧劲健；竹叶造势奇险，千变万化。从而达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境地。有评论家说，柳子谷的兰竹既保持了郑板桥等人清劲挺拔的特点，同时又有俊俏优美和极强立体感和空间感，这是恰如其分的。在题材上，柳子谷什么竹都能画，在种类上如毛竹、水竹、扶竹等数十种竹；同时又以风、晴、雨、雪、月、露、云、雾等形式表现出来，再与山水、花鸟虫鱼等巧妙搭配，开创了自古以来画竹的一代新风。那“成组竹叶”与“散片竹叶”的有机结合；那竹林的深度、烟雨的湿度、积雪的厚度及竹竿本身的圆润、华滋、刚柔都能表现淋漓尽致。从中可以看出柳子谷对画竹下过苦功。据柳子谷家人回忆：柳早年为了画好雨竹、雪竹，常常站立在雨雪中专心致志地观察写生。在东北大连时，为画好雪竹，双脚冻肿了也全然不知。如果说宋代文同以“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成就了画竹第一次高峰；清代郑板桥以眼中之竹、自然之竹、胸中之竹成就了画竹第二次高峰，那么柳子谷以竹喻人、以人喻竹，达到竹人合一成就了画竹的第三次高峰。他的老师刘海粟则赞誉“子谷画名远扬海外，其竹鸡无人可比”；国学泰斗蔡元培曾题句：“坚贞君子节，正直古人风。”评价之高，由此可见。（附图14、15、16）
柳子谷1964年作 《墨竹图》 镜心（2014年嘉德4.6万元成交）
柳子谷《 高风亮节 》立轴
柳子谷《竹子红绶》立轴
三是柳子谷的绘画理论很有建树。柳子谷不仅精通诗书画印，而且对绘画理论也有相当的研究，像李苦禅、王雪涛、陈大羽等众多著名老画家在解放后都曾与柳老切磋过绘画技艺，许多精辟的论述至今对广大中青年画家仍有很强指导意义，限于篇幅笔者摘取若干：
在谈到形与神的关系时，他主张形似与神似统一。他曾说：“好画一定要神形兼备，形似难，神似更难，形神统一则难上难”。
对绘画技法，柳子谷主张继承和传统相统一。他说：“画本无定法，所谓要‘从有法到无法’，就是指在学习、继承前人传统绘画方法的基础上有突破，有创新，从固有的模式中跳出来，走自己的路，获得我法，自成一家。‘有法’是为了‘无法’，‘无法’则来自‘有法’。”
在谈到画的格调时，他说：“画之格调高低，应视艺术价值高低决定；艺术价值高低，应视艺术客观效果大小决定。今某些人以“雅赏”为格调高，“雅俗共赏”为格调低，是以艺术客观效果小者（即“雅赏”）为艺术价值高、格调高；反以艺术客观效果大者（即“雅俗共赏”）为艺术价值低、格调低，此不通之至也。”
对绘画题材，柳子谷认为在内容上应突出时代的气息，反映现实，贴近生活，这样才能感染人、教育人。这些精辟的论述连同他留下的《书法函授教材》、《子谷画竹》、《子谷画八哥》等教学课稿很值得我们后人细细地体会和学习。
纵观柳子谷先生的一生与艺术，笔者时常感慨万千，特别是柳先生在解放后的消失与埋没，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一大悲哀。尤令人遗憾的是，在海内外市场上，柳子谷书画作品一直没有被藏界和文博机构重视，迄今作品价格过百万元的凤毛麟角。为此，笔者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难道民国藏家、艺术评论家眼光有问题？
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画坛“金陵三杰”是不可缺席的人物，其中柳子谷及其作品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应有地位，相信随着人们鉴赏水平的提高和对柳子谷艺术价值的认识，时间会公正柳子谷的艺术地位，市场会公正柳子谷作品的价值，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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